1969年3月5日，社论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准备打仗。”同月15日，在中央碰头会上，毛泽东又具体地说到了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战争的问题。
    1969年 4月中共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中，以较大的篇幅说到了国际形势和中苏边界问题。报告指出：“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
    在1969年 4月28日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到了要准备打仗的问题。
     他说，备战主要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打仗的精神。不但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
    分歧
    当时，在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内，在战备与作战的一些主要问题上，认识比较一致。
     例如：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毛泽东语）；在战略方针上，60年代中期以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表现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打人民战争，打歼灭战”，防御重点在“三北”地区；在战备问题上，一致同意要以充分、广泛的战备工作应付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外敌入侵，等等。
     在战争的危险性、紧迫性问题上，当时中央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以林彪为首的，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的意见。他们过高估计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认为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极大，战争危险迫在眉睫。另一种是以陈毅牵头，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的意见。珍宝岛事件后，四位元帅开了两次会，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及美苏在全球争霸的态势和重点，提出了若干关系中国战略方针的重要建议。报告认为，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对方马上就要开始从空中、海上和陆地向中国大举进攻，原因不是对方不想快干，而是没有准备好；而且，不论是从美国还是从苏联来看，它们目前最迫切最突出的是要安定欧洲，巩固欧洲，控制欧洲，这也就是说，它们争夺的重点仍然是在欧洲，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并未改变这一基本战略格局。报告同时也着重指出，不能低估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要抓紧时间搞好战备，时间已经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要素。
    1969年 9月17日，在全国贯彻执行中央“八·二八”命令，战备工作已出现全面高潮时，国际形势研究小组又向中央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提出，目前压倒一切的问题是苏联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报告对此进行了详细的、科学的分析，指出，苏联方面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但它又对战争顾虑重重，怕在政治上孤立，怕加剧国内矛盾和经济困难，怕两败俱伤美国得利主宰全球，等等。所以，在可以预想的时期内，苏联不敢挑起反华大战，反而有可能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进行和谈。有鉴于此，我们一方面要做好战争准备，一方面要采取灵活的策略，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为“革命制止战争”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事实证明，国际形势研究小组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所提出的战略方针也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前一种意见占了上风。
    走向高潮
    九大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战备工作超出了常备型的轨道，很快进入了突击性的高潮阶段。
    1969年 6月，为系统研究，制订对付苏联入侵的作战方案，由中央军委召集的“三北”会议在北京举行。
     同月，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主持召开军委办事组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邱会作等人先后在会上提出要搞“独立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要比洋人还要洋”。他们还指出：“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由于他们盲目扩大军工生产，1969年的国防费用比1968年猛增××%，1970年、1971年两年又继续递
     增××%和××%。1969年到1971年这三年，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投资在国家基本建设总投资中所占比重平均多达××%，超过1968年不到×%的比重，造成了工农业之间、轻重工业、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1969年6月中旬至7月，军委办事组召开了一些加强战备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