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 5月，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谈到了对战争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大国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的，但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毛泽东在这里使用的战争与革命这对范畴与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有所不同。这里的革命是当作与战争对立的一个因素出现的，这不仅包括了武装夺取政权的行为，也包括了全世界人民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的努力。而他这里所说的战争主要是指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
    1970年 5月20日，毛泽东在其《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里又明确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在这里，值得注意的不仅有他关于战争与革命的提法，还有他对主要敌人的表述。
    1970年 7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指出，帝国主义大国想要瓜分中国，但中国被瓜分的可能性不那么大；尽管可能性不大，想着这一条还是好的，准备着。
     1970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八·一”社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中，把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相提并论，尖锐地指责了它们妄图重新瓜分世界、处心积虑地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野心。社论重申了毛泽东在“五·二○”声明中的重要论断：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社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伟大教导，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做好防御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对付突然袭击的一切准备。”社论要求：“全国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单位，都要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在1970年9月6日通过的党的九届中全会公报中，有关战备问题的提法有所改变。
     公报在谈及今后工作任务的第三条中说：“要继续全面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7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为继续抓紧和加强战备工作，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公报没有重复1970年元旦社论，“八·一”社论中有关“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等提法，而代之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这种提法实际上是恢复了1969年以前的提法。1970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国庆社论又重复了这一提法。这些提法的变化表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央已适时地调整了战备工作与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
    1970年 9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看样子打不起来大战，几个大国都不想打，彼此都怕对方，同时，欧洲许多国家也不想打。同年10月，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又说到，究竟是战争的危险为主，还是革命为主，我看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现在看来，当前革命好像成了主要倾向。
     不难看出，在70年代初期，毛泽东通过对全球政治、经济、军事态势的敏锐、科学分析，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又有所发展。他一方面指出还存在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危险，一方面肯定了由于全世界进步的、革命的、和平的力量的发展，形成了遏制战争的强大力量，而正是这第二方面，正在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
    不仅如此，与1969年相比，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突出了对美国扩大印支战争和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谴责。
    1970年 5月20日，针对美帝国主义阴谋策动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悍然出兵柬埔寨，以及恢复对越南北方的轰炸，首都北京举行了百万军民集会。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二○”声明。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5月中下旬，全国各地4亿多人集会游行示威，声讨、谴责美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行。
     1970年11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新的战争挑衅。中国人民正在密切注视着越南和印度支那局势的发展，中国政府重申，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把1970年中国对美帝国主义扩大印支战争的强烈反应，与1969年中国因苏联的战争挑衅而进行的全面战略动员相比较，不难看出因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国际战略也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化不是根本性的，但它还是逐渐反映到1970年中国的战备活动及其他各项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