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的批示时发出通知，通知要求：“野营训练，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习解放军，大兴三八作风，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进行战史、村史、厂史、家史教育，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培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树立常备不懈的战备观念。”通知还要求：“参加野营训练的人员，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传播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知识，帮助社队修理农机具，给群众治病，等等。既进行野营训练，又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福利。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机关工作人员，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难看出，根据中央通知的精神，野营训练的意义，已超出了战备的范围，而带有浓厚的阶级教育、生产劳动教育、路线教育、组织纪律性教育的色彩。
    中央通知下发后，全国各地闻风而动，纷纷立即开会研究布置落实，有的省、市
     还专门成立了野营训练指挥部。沈阳市革委会于11月27日召开全市电话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对开展野营拉练工作作出部署。市革委会成立了野营拉练指挥部，各区和一些工厂、学校也都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市革委会决定先在6个工厂和中学进行试点，拉练地区在沈阳市郊区各县。市革委会规定各单位的野营活动大体上分4个单元进行：政治教育10天，军事训练4天，参加劳动7天，行军7天，行程约300-400里。
    全国的野营拉练一般是在1970年底至1971年初全面铺开，在1971年初达到高潮。
     虽然全国各地的做法有一些不同，但在政治教育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这点来看，却是基本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当时许多地方都把这种拉练称作“首先是政治拉练”。1971年以后，除部队外，这种野营训练已不多见。
    结束语
     1969年至1970年间全国性的战备高潮，是在中苏、中美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的国际环境中，在我们对于发生外敌入侵、对立即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后发生的。从1970年上半年起，当我们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适时适度地调整了我们的战略构想之后，全国的战备工作又逐渐走上常备型的轨道。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战备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紧张的战备工作对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工作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严峻的国际形势和紧张的战备空气，使得中央在1969年下半年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迅速有力地解决了由于全面夺权、全面内战、“天下大乱”所遗留下来的武斗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在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纪律和秩序，为工农业生产和战备工作创造了基本条件。
     1970年后几年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工农业生产的回升，都与这种环境密切相关。全国战备动员虽然强制性地解决了一些地区恶性武斗，削平了一些顽固的派性山头，但因“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指导思想并未得到纠正，导致动乱的根源并未被触及，所以，只要有一机会，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便又会产生和泛滥。1970年初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虽然也处理了一些反革命刑事案件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等问题，但也造成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后果。
     由于形势的变化，由于斗、批、改工作各项繁重的任务（如整党建党、清理阶级队伍、基层革委会建设、教育革命，等等），由于1970年一些新任务的提出（如“一打三反”，工农业生产新跃进，等等 ），战备工作已不再是全党工作的中心，国防战备费用自1970年起逐步减少。在减少国防战备费用的同时，中央还将一部分投资由内地转向沿海地区，把支援三线作为一、二线主要任务的提法改为重要任务，1973年国家用于沿海地区的投资比上年增加了××%。这些变化反映了毛泽东与党中央对发展着的国际形势的及时把握，以及据此时战备方针、国民经济建设方针的及时调整。
     60年代末的大备战距今已近30年了。现在看来，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战争的危险估计得过于严重，以战备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也的确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一些不利影响，“三线”建设也由于要求过急而存在着粗糙、浪费、质量低等缺陷。现在的人们有理由对这些缺陷提出批评。但是，人们不应当忘记，当时的中国的确存在着强敌入侵的危险，不应忘记当时苏联国防部长曾设想动用原子武器以达到“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或者是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攻击的计划，以及当时美国国防部长叫嚣“共产党中国是今天美国的主要敌人”等等事实，这就比较容易理解，正是因为中国大规模的备战行动，使得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不敢贸然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孙子兵法》云：“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摘自《世纪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