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二”命令把战备工作的紧迫性明确地提到了全国人民面前，把战备问题与稳定形势、平息武斗、消灭派性及加强纪律等问题联系起来。以此为标志，全国的战备工作进入了高潮，并由主要是思想动员进入了全面的具体实施，由主要是部队的工作变成了全民的紧张行动，由领导机关的一般工作上升为主要工作之一。
     “八·二八”命令下达后，全国各地立即出现了传达、贯彻的高潮。各省、市、自治区革委发会均在8月底和9月初召开各种会议，宣读命令，布置、检查、落实各项战备工作。例如，甘肃省于 8月30日召开省革委会常委会，对照命令检查了群众的战备工作，会议决定：（1） 迅速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个大宣传、大学习“八·二八”命令的高潮；（2） 下决心解决一些地区、厂矿的“老大难”单位的问题，采取果断措施，把闹资产阶级派性、搞分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查清，对阶级敌人发动一次进攻，彻底解决矛盾；（3）在国庆前整顿一次社会秩序；（4）提前进行战备物资、人员疏散等工作。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于9月2日和3日连续两次召开全市大会，号召全市800万军民立即动员起来，以高昂的战备姿态，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命令，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团结起来，准备打仗。大会决定：立即在全市城乡掀起学习中央命令、执行中央命令的热潮，用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武装每个人的头脑，用“八·二八”命令指导每个人的行动；进一步加强革命大团结，巩固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加强革命组织纪律性，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从各方面做好准备，严阵以待，坚决镇压反革命，维护革命秩序，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掀起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热潮；有领导、有步骤地整顿民兵组织，要做到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三落实，并加强首都防空设施。
     随着对“七·二三”布告特别是“八·二八”命令广泛的声势浩大的宣传、贯彻和执行，全国出现了一片浓厚的战备气氛。当时诸如武斗派性、分裂、无政府主义等直接危及稳定的因素都受到严厉的打击，革委会的权威得到维护，生产逐步恢复，社会生活、工作秩序有所好转。这些都是进行战备工作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同时，也是紧迫的战备活动的结果。
    “八·二八”命令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反响。1969年 9月12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原载《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题为《举行军事情报传达会议--中国的核设施对苏联的攻击保持戒备》。报道中说：“中国共产党的军官和民政官员正在接到通过要他们预防苏联将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场‘必然的’袭击。……北京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一个命令，授权军队对‘无政府主义者’、‘反革命分子’和‘颠覆分子’加强镇压措施。……在广东会议上，干部们把由毛泽东认可，从9月1日起生效的这个命令说成是实际上是一个‘动员令’，其目的在于加强‘祖国的防御’。……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干部们敦促参加会议的军官和官员对士兵和老百姓进行教育，使他们知道战争已迫在眉睫。”报告表示不解的是：“这里的专家们同样不清楚的是，中国人谈论马上就要打仗，是用来推动它过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计划，还是真正害怕战争而提出这种严密的计划。”
     日本《东京新闻》于1969年11月23日也发表了题为《中国发布“八·二八”命令，加强边境地区的备战》的消息，以及题为《同苏联的紧张状态历历在目，对边境地区的武斗感到危机》的评论。评论中说：“‘八·二八’命令的八项内容，直接间接都同准备打仗有关，由此可见中国同苏联的关系是多么地紧张。……在这种对付苏联和对付美国的准备也即备战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东北、内蒙、新疆、云南等边境地区，问题特别多，据说各派之间不断发生武斗。针对边境地区的混乱，发布‘八·二八’命令的目的，似乎是要严惩首恶，确保军民纪律，从而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和解放军的支持下，突破国内外的严重局势。”
     中国的这种大规模的战备活动虽然完全是防御性的，但它却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全球的战略态势。对于一个高度戒备、充分动员起来的大国来说，任何突然袭击都是难以奏效的。积极的战略防御成为避免战争，走向缓和的重要文件。
    “林副主席第一号令”
    1969年 9月11日，应苏联方面的要求，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讨论了两国关系中的紧迫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苏联方面表达了缓和边界的愿望。双方协定，同年10月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