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林彪到苏联治伤，直到1942年初才回国。从俄罗斯公布的档案资料看，林彪在苏联期间除了治伤之外，还参加了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问题的工作。特别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就如何处理国共关系危机，林彪两次提出书面意见，并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面谈，对共产国际的有关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林彪的意见，现在看来，有一些是正确的，也有不少是错误的。他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共产国际解散的内在因素。
    第一次接触：向季米特洛夫汇报六届六中全会情况
     林彪到苏联后，和共产国际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39年2月14日，向季米特洛夫汇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情况，并转交了全会的文件。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进行了15个月以后召开的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决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在全会的总结中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的错误主张。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束的前一天，即1938年11月5日，中共中央曾以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名义致电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报告了会议的主要情况。但会议形成的各种文件由于交通的原因，尚未送到共产国际。同时，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据王明称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对此不能不慎重，需要派人向共产国际解释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而林彪恰在会议结束一个多月后到苏联治伤，便承担了这项任务。
     在这次和季米特洛夫的会见中，林彪汇报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召开中共七大的决定。此外，林彪还汇报了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后方部队以及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人员数量、经费情况，并谈了面临的经费、武器、干部缺少等方面的困难。
     就在林彪到达苏联之际，国共关系出现了恶化。国民党于1939年1月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成立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从1938年冬开始，国民党在陕甘宁、华北、山东、华中等地不断制造反共军事磨擦，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后方机关，残害共产党员、干部、战士和当地群众。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新的危机。1939年5月7日，中共中央通过乌鲁木齐的电台转发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通报了国民党的反共动向。5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和季米特洛夫、曼伊尔斯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告知：“5月底将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六中全会以来由于国内和国际局势发生变动和变化而出现的当前的政治形势。”并说：“在随后的电报里我们将开始向你们定期通报国共关系、军事形势、八路军和新四军状况、中共在全国的活动问题。”电报请求共产国际给予指示。
    共产国际成立中共中央文献资料研究小组 林彪名列其中
     5月20日晚上，任弼时、林彪到季米特洛夫处谈中国问题。这说明，林彪开始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活动。这次会见，议定了给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底会议的建议。5月21日，季米特洛夫根据同任弼时、林彪议定的建议内容给中共中央回电，认为：“现在，当投降派和反共派在国内展开破坏活动，汪精卫与日本人进行谈判时，最大的危险是国民党可能投降，可能出现新的慕尼黑。因此，党应该把全部火力集中于反对在蒋介石周围、国民党内外和军队的投降派。”具体策略为：“党应该更加紧密地联系爱国进步人士以及广大的国民党党员，和他们一起依靠人民群众，孤立投降派和反共派。”季米特洛夫还特意强调：“动员群众，加强国共合作是同投降派和反共派作斗争的最好方式。在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露反共运动的叛卖性质的同时，党不应给人提供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实，而要不顾一切千方百计地扩大和巩固民族战线。”
     5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部长古利亚耶夫报请曼努伊尔斯基批准，成立中共中央文献资料研究小组。这个小组由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莫尔德维诺夫领导，成员有13人，林彪名列其中。
     6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资料研究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小组的工作计划。7月5日，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该小组改为中国问题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