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尔德维诺夫担心地问：“如果边区被日本人占领，那么，我们的机关、学校去哪里？”“如果延安城丢失，那会怎么样呢？”
     林彪回答：“这一点早在去年（日本人进攻边区的时候）我们就预见到了。我们已经准备了一个地方，储备了粮食，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将党政机关转移到事先准备好的地方，而这个地方离这些马氏将军的驻地更远些。”
     林彪在中国问题小组会上的发言支持了任弼时的意见，形成了与会的中国同志与小组领导人莫尔德维诺夫在如何制止国共磨擦、巩固扩大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截然不同的意见。莫尔德维诺夫于8月19日写给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问题小组工作结果的报告中，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不得不承认“陈林（即任弼时--笔者注）、林彪和毛泽民同志在发言中所引用的理由最有分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地区对中共中央和分布在这个地区的那些学校的合法存在是必要的。同志们认为，[中共]中央驻扎在重庆是不安全的。驻扎在八路军或一般的日军后方，通讯联系就会遇到困难，中央的活动也会受限制。”任弼时、林彪以及其他中国同志的意见，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如何看待国共磨擦和中共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应该是起到了作用的。
    皖南事变后，林彪与共产国际交流 提出3点建议
     1941年1月上旬，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季米特洛夫发去电报，报告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被国民党军重兵包围，“有被彻底消灭的危险。”同时还报告：“蒋介石派出20多个师，对我军在江苏、山东、安徽和湖北四省的游击根据地展开了广泛的进攻。他们准备在全国实行大逮捕和大屠杀，反动气焰极为嚣张。”表示：“我们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给予蒋介石所实行的这种广泛的进攻以有力的反攻。”
     1月16日，季米特洛夫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立即同苏联领导人紧急磋商解决国共合作危机的办法，并征求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的意见。由于194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将任弼时调回延安，林彪是留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最高级别的干部，并在1939年7月参加中国问题小组，讨论过当时的国共关系问题，于是季米特洛夫将有关情况通报给林彪。
    2月5日，林彪致信季米特洛夫，谈了他对皖南事变后中国时局的看法。
     林彪信中认为，蒋介石暂时还不会发动内战。理由是：中国十年内战时，共产党的力量比蒋介石小得多，但国民党未能消灭共产党和粉碎它的武装力量。现在国民党要对共产党发动内战，这意味着蒋介石必须动员比十年内战时期多得多的力量。这个他做不到。在国际上，美英希望借中国人之手继续对日作战，从而遏制日本人向南推进。因此，他们不希望中国向日本投降，不要求国共分裂，而是争取限制共产党人的活动和消耗他们的武装力量。
     林彪认为，但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其一，国民党采取违背国家利益的行为，他们经常这样做，对皖南新四军的袭击就有可能意味着采取试图实行分批歼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策略。其二，发生美日战争，日本为了战胜美国，可能对蒋介石作出重大让步，而蒋介石从对日战争中腾出手来，会把其力量用到对付共产党人上。
     至于国民党顽固派为什么选择新四军皖南部队作为袭击对象，林彪的分析是：新四军活动的地区是国民党在1927年执政后的基地。无论中国资产阶级和地主还是外国帝国主义者，都怕新四军在群众中的影响增大。新四军皖南部队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系统中最薄弱的一环。它一方面面对日本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面对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它离开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力。同时不排除这种可能：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也是发生这次武装袭击的原因。
     关于国民党顽固派为什么选择在1941年1月发动皖南事变，林彪认为是因为中共想利用有利局势在1941年初召开七大，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如果他们在这个时候发动对新四军皖南部队的进攻，共产党就没有能力组织反击和开展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运动，因为地方党组织的主要领导参加党的代表大会都不在。
    对于中共在皖南事变后应采取的策略，林彪提出三点建议：1. 继续展开政治攻势。必须广泛地向人民说明，国民党顽固派在挑动内战。要证明，内战是向日本投降的桥梁。向日本投降意味着中华民族的灭亡，把中国变成殖民地，把中国人民变成殖民主义的奴隶。举行群众性示威游行，并利用一切宣传手段，唤起千百万群众和国民党进步人士反对内战，反对策划旨在阻止人民进行抗战的挑衅性武装行动。2. 在军事方面实行防御，但不放弃局部进攻，以向群众表明，我们在尽力避免内战。同时在确有把握取胜的情况下，不放弃武装反击，教训不自量力的内战挑拨者。实行这些举措都要从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的需要出发。3. 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谈判，争取实现中国共产党的12条要求。如果在谈判中国民党要求新四军撤出长江以南地区，在换取另一个更为有利的地区情况下，可以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