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认为，在一些中共组织的共产党人当中和中共一些领导人那里，有过“左”的错误，致使国共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如1937年底，当国民党部队从华北撤退时，八路军的某些负责人就曾倾向于解除国民党撤退部队的武装。这被预先制止了。当国民党军队处境危险时，我们的部队不是始终向它们提供援助，而主要是关心自己影响的扩大和部队人数的增加。
    季米特洛夫对林彪的意见非常重视，并将林彪的信转给斯大林
    林彪强调指出：在我们的同志当中，有人一直不想作出任何让步。他们很难作出妥协。
     林彪还说，中共着力于敌后分散的游击战，而不是正规战。他曾不止一次地请求中央允许组织对日本人的有力打击，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只好自己主动在平型关进行作战。尽管平型关战斗中部队有很多牺牲，但这次胜利决定性地改变了当时在华北形成的危机局面，结果中国人民颂扬我们军队并坚信自己的力量。林彪自豪地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共中央至今一直利用这次战斗作为宣传鼓动的资本。在我们的所有文件中只举出这次大的战斗，而进行这种战斗的机会在过去和现在还很多。而这种战斗，无论对于赢得蒋介石的抗日立场和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还是赢得八路军作为中国抗日军队之一的声誉，都是有必要进行的。
    对于上述批评，林彪声明是个人意见，建议共产国际在“评价与袭击新四军有关的事件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林彪这封信，判断蒋介石还不会发动内战，提出应采取的三个策略，以及对国民党顽固派为什么发动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围攻的分析，都是正确的。但是，他认为一些共产党人和一些中共领导人坚持不进行正规战，而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壮大自己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策略方针，犯了“左”倾错误，致使国共关系变得更加紧张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对共产国际正确判断国共关系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也反映了林彪与中共中央制定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的分歧。
     季米特洛夫对林彪的意见非常重视，于2月7日将林彪的信转给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等苏联领导人。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于1月17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提交“军法审判”。 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国民党最近消灭皖南新四军，现在又公开宣布取消新四军，这表明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大破裂的决心。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这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之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国民党现已公开宣布新四军叛变，叶挺交军法审判。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
     2月11日，林彪在看到中共中央在皖事变后致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后，致信季米特洛夫，改变了上一封信中蒋介石暂时还不会发动内战的判断，认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阶段中国的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判断是有根据的，像他上一封信中曾提到的，国民党有可能违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同共产党决裂，进行内战。鉴于此，他提出党的政策、军事战略和战术、同政治党派的关系就必然要作根本的改变。但在新的内战时期，党不应回到以前的内战中，即在苏维埃运动时期所实行的政策上，而要实行新的政策。在政治方面，必须同出卖群众利益的中国大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依然进行争取中间阶层的斗争，争取使中小资产阶级联合在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周围。要同国民党内外的所有进步团体和人士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争取蒋介石政府内部的分裂，以便利用靠近共产党的政府人士实现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这意味着党不应提出“打倒中国国民政府！”的口号，而要争取改组政府，从中驱逐卖国分子。政府应保留同样的名称“中国国民政府”。在军事方面，要保留八路军、新四军的“国民革命军”名称，在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而斗争的政治原则基础上同中国所有武装力量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同它们一起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直至彻底消灭和瓦解蒋介石的军队。
     林彪认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力应该在消灭蒋介石政权后调往中国西北，在华北只留下小部分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场应该是甘肃、宁夏、青海、陕西、四川、湖北和河北地区。为此必须占领青海、甘肃和宁夏等省份，在那里建立共产党武装力量的主要后方，以便今后进行国内战争。在内战初期，必须避免同蒋介石军队进行阵地战，而要集中一切力量从上述后方地区清除当地地主的反动力量，对地方政权进行革命改组，争取广大民众阶层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