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指挥下，在鲁西南定陶县一带，同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进行了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全歼蒋介石之嫡系整编第三师（军的编制）等1，7万余人，生俘敌中将师长赵锡田，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必胜信心。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定陶战役……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到了扭转时局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也誉定陶战役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光辉范例。
     蒋介石妄图以30万大军消灭我刘邓大军主力。敌中将师长赵锡田叫嚣：“我整三师万余雄兵对付刘邓五万溃军绰绰有余。”刘邓首长审时度势，决定发起定陶战役。
     1946年秋，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率领下（当地人民亲切地称之为刘邓大军），为策应中原、苏北两路大军作战，发起陇海战役，以远距离奔袭一下截断了蒋介石的运输大动脉--陇海线。战役胜利结束后，我军主动回撤晋冀鲁豫解放区。蒋介石不甘心在中原腹地被我军狠咬一口，为确保今后陇海等铁路大动脉的安全，妄图乘我军刚进行了长途奔袭作战未及休整之际，集中数倍于我的兵力，一举消灭我刘邓大军主力。于是，他慌忙调集了隶属郑州绥靖公署的整编第三师、四十七师、四十一师（均相当于军）及刘汝明集团一部由开封东进，隶属徐州绥靖公署的第五军、十八军、八十八军则由徐州西进，东西两路30万大军像两把钳子，疯狂地尾随刘邓大军向我鲁西南根据地杀来。
     敌西路先锋整编第三师赵锡田部，是蒋介石嫡系部队，该师全部为美式装备，有远征缅甸的经验，又全部由老兵组成，自谓还从未遇到过对手。中将师长赵锡田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外甥，向来十分骄横，这次追击刘邓大军，他既视顶头上司、郑州绥靖公署上将主任刘峙若有若无，更不注意同友军协调一致，只想独吞战功，咬着我军的屁股死不丢口，一进入解放区就连续攻占了几个村镇。他狂妄地叫嚣道：“刘伯承已溃不成军了，我用不了两个礼拜就可占领整个冀鲁豫，把刘伯承、邓小平赶上太行山去！”
     敌郑州绥靖公署主任上将刘峙在报话机中用密码问赵锡田要不要飞机，赵锡田以明语说：“刘先生，飞机不需要了，就凭这点装备共军就不堪一击了，我这一万余雄兵对付刘邓的五万溃军绰绰有余。”
    “为什么不讲密语？”
    “不要紧，刘邓马上就要被消灭，用不用密语已经无所谓了。”
     夜已经很深了，鲁西南定陶县西部一个不足400人的小村里，有一个大院落仍然灯火通明，这里就是刘邓大军的临时最高指挥部。面对敌人必欲置我于死地的疯狂气焰，刘伯承和邓小平沉着应战，运筹帷幄，连日来几乎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地图。此时，他们正分析敌情，刘伯承一脸凝重地说：“冀鲁豫战场我只有4个纵队，5万余人，敌我兵力之比是6：1，我方处于明显劣势，再加上部队疲劳至极，立即作战确有困难。”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以坚定的语气说：“但若不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挫其锐气，狠狠教训他们一下，我军势必要在短期内退到老黄河以北，被迫放弃鲁西南战略要地，这对以后我军的战略机动极为不利。”
     邓小平同意刘伯承的分析，他说道：“进攻鲁西南之敌虽有30万人，数量装备远优于我军，而其用于一线者，仅10万余人，且徐州、郑州两路中又分6路，每路只一至两个师。徐州、郑州两个系统指挥不统一，嫡系和杂牌的矛盾很深，由郑州向我进攻之敌除整三师外，战斗力普遍较弱，又是进攻鲁西南的主力，粉碎该路敌军的进攻，敌东西钳形攻势即行瓦解。”
     接着，两人又对西路之敌作了具体研究，认为郑州之敌进攻的主力是中路向定陶方向进攻的整三师（敌人认为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设在鲁西南重镇菏泽，定陶在菏泽南20公里，敌人妄图攻占定陶后包围菏泽），它虽与四十七师齐头并进，但中间有5公里到10公里的间隙，便于割裂与围歼。整三师是郑州各路之敌的唯一嫡系，我如打它，杂牌军必不会积极增援。再说我军五倍于赵锡田部，他装备再好、战斗力再强恐怕也难以招架。我军如将其全歼，必给敌以极大震慑，迫敌不战自退。这样既粉碎了敌人两路钳击企图，又可使我军完全掌握鲁西南战场的战略主动权。
     “打”。“打”。刘伯承、邓小平各自猛拍了一下八仙方桌，他们决心集中全部兵力，歼灭整三师于定陶附近，并将这一战役方案连夜上报了党中央、毛主席。 lM^!^6=v0l
     8月29日，毛主席亲自回电批准了刘邓的定陶战役方案，并电示：俟敌三师（即整编第三师）两旅进至适当位置后，集中全力歼其一旅，尔后再歼其一旅！该师系中央军，如能歼灭影响必大。于是，刘邓首长着手准备发起定陶战役（后因战局变化，我军歼敌于定陶以西30公里现菏泽市牡丹区西南大杨湖村一带，战后仍称定陶战役，亦称大杨湖战役--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