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后中国政局的发展过程中，苏联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对于和苏联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苏联对华政策对其革命战略的制定和变动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一、雏形
     在苏联的对外关系格局中，中苏关系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在1945年之前，由于种种原因，其对华影响一直很有限。然而，随着欧洲战争走向胜利，苏联规划和制定了带有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色彩的战后对华政策。1944年，苏联制定了一份名为《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的报告，报告结论之一就是“全力加强苏联对中国的影响”。
     经过开罗会议，中国成为名义上的大国。在苏联看来，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成了对苏联的潜在威胁。基于这种考虑，苏联在远东制订了夺取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目标，建立远东安全带的对外政策。在这一计划中，促成蒙古独立，控制中国东北，并分离新疆，成为其核心内容。为实现这一计划，苏联以出兵对日作战为条件，同美国协商达成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雅尔塔协定》，并逼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基本实现了苏联的意图，蒙古独立，东北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
     可见，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就是确保其对中国东北的控制，并以此逼迫国民党倒向苏联一方。苏联公开表示不支持中共，却能利用意识形态工具来影响中共政策的走向，使中共成为苏联制约和威吓国民党政府的借用力量。
    二、设想
     就中共方面而言，从1944年春夏起，随着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场的大溃败，中共开始考虑革命战略问题。军事上，中共开始着手实施一系列全局性的部署，政治上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国共双方就建立联合政府进行谈判之际，美国政府派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开始介入国共谈判。然而，赫尔利并没有顺利地帮助中国实现民主团结，反而在谈判的关键时刻在政策上出现倒退，严重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于是，中共在指导思想上对于内战的可能性也进一步明确。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抗日战争逐步走向胜利的情况下召开。以往研究认为：“七大方针主要是为着争取和平民主前途制定的。”事实上，根据会议期间局势的变化，七大总方针的侧重点是有所变化的。七大刚召开时，中共中央对于时局发展的判断是比较乐观的，在有关战后革命战略的设想中，更注重以和平、民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国际形势是好的，英、美、苏三国的团结是主要的”；“我们更有信心更有勇气去争取第二个可能，第二个前途，实现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就在七大召开期间，国际和国内形势又有了重要变动。1945年5月以后，欧洲战场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国内局势却严峻起来，国民党的反共气焰更加嚣张，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倾向也逐步明朗化。对于苏联能否提供援助，中共虽然并不清楚，但表达了对国际无产阶级以及国际无产阶级的代表苏联提供援助的迫切愿望。毛泽东在七大期间曾指出：“我们很希望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二十四年来我们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支队伍，我们这个队伍的斗争援助了国际无产阶级，也援助了苏联，国际无产阶级也一定会援助我们的。”与此同时，中共也做好了得不到援助的准备，七大的结论仍然是，“按照过去那样，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方针”。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出现变化，在七大接近尾声时，中共中央在战后革命战略上开始倾向于以革命战争为主解决问题。毛泽东在大会结论中明确指出：准备“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
    三、嬗变
     随着中国抗战走向胜利，苏联战后对华政策也进入实施阶段。从中国抗战胜利前后到政协会议召开期间，苏联对华政策摇摆不定，为了保证其在华利益，苏联在东北问题上对中共持双重立场，充满不确定因素。
     由于苏联在1945年8月9日突然对日宣战，时局突变。中共中央对此做出反应，迅速执行了中共七大所制订的革命战略，全力准备夺取沦陷区，争取日伪投降或消灭日伪，因此对于美国和蒋介石政府企图垄断受降权的企图采取了坚决对抗态度。当蒋介石于8月14日发出第一封关于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电报后，中共的态度甚为冷淡，认为蒋介石“请毛赴渝全系欺骗”。当蒋介石于8月20日再次发来相同内容的电报后，中共中央还在当天批准了华中局在上海发动起义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