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美国的强力介入，国内局势趋于缓和，中共逐步确立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内问题的革命战略。1946年1月10日，国共在美国调停下达成停战协议。1月10日至1月31日，万众瞩目的政协会议召开。在政协会议召开后全国和平气氛的笼罩下，中共中央对于和平解决东北问题持乐观态度。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强调“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直至3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给东北局和重庆代表团的指示中提出，在有关东北问题谈判的底线中，“长春铁路的主要部分及抚顺、鞍山、本溪、营口、辽阳等数地，是要让给国民党的”。
    四、回归
     政协会议之后形成的国内和平局面一度给中国人民和各派进步力量带来巨大希望。然而，这种和平的基础毕竟是脆弱的，这种和平的局面不仅是国共两大政治力量妥协的产物，更是两大外来强权之间暂时妥协的产物。苏联作为其中一个对中国内政具有更强大影响力的强权，一旦其对华政策发生变化，必然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打破这一脆弱的和平局面。很快，事实便验证了这一点。
     由于苏联与国民党进行的有关东北经济合作协议的谈判一直没有进展，谈判陷入僵局，苏联态度再次转为强硬。2月15日，国民党进驻沈阳时，在皇姑屯附近遭到苏军枪击阻挠。几经波折，结果最终是中苏谈判的流产。对于中共方面，苏联最终确立了在东北全面支持中共的立场，对中共在关内的军事行动，也基本不再过问。
     苏联对华政策的大转折对中国局势的影响很快得以显现。苏联与国民党关系的恶化，导致了国民党内强硬派的抬头，极力否定政协决议，大大恶化了政协会议后国内的和解气氛。这一情况反过来影响了中共对国内局势的判断，使得中共对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内问题失去了信心。1946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明确指出，“在反动派如此嚣张，蒋介石如此阴谋百出的情形下，和平、民主是完全没有保障的”，“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种准备”。这个指示的提出，标志着中共准备“分裂”和“内战”，开始放弃原先所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阶段”思想，重新确立以战争方式解决国内问题的原则。
     在苏联影响下，东北局部内战重新爆发了。随着战争的发展，一方面，国民党彻底走上了内战的不归之路；另一方面，国共两党军事实力对比的走向在发生着有利于中共方面的变化。面对新的形势，中共逐步做出了以革命战争方式解决国内问题的最终抉择。194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的电报中，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战争”这一概念，取代了在此前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的概念。11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以“打倒蒋介石”来最终解决国内问题。
     由“自卫战争”到“人民解放战争”，由“制止内战、恢复国内和平”到“打倒蒋介石”，标志着中共战后革命战略完全回归到了七大的起点上。
    五、认识
     毋庸置疑，一个国家革命成败的情况主要取决于其内部原因。然而，外部因素对于一个国家的革命成败而言，也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百分比协定”影响下的战后希腊与南斯拉夫的不同命运。
     战后中国革命面临的国际环境与当时的希腊极为相似，这意味着，中国革命很可能会重蹈希腊革命的覆辙。但是，几经波折，中国共产党坚持并高举了革命战争的大旗，并迅速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这一胜利的取得，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自主、高瞻远瞩，在决定中华民族何去何从的历史关键关口，特别是在不利的环境中，能够灵活回应苏联对华政策，适时并及时地制定了革命战略，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从而将中国革命引向了光明的前途。
     实践再一次表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作为革命党，还是作为执政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都应是一个代表着先进方向的共产党处理国际关系和党际关系的根本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