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共的革命战略与苏联的对华政策形成明显的冲突。由于此时苏联已经实现了对东北的军事占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业已签订，因此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的实施已经获得了基本的保证。对苏联来说，下一目标是如何在中苏交涉中，以东北接收问题为条件，实现对东北利益的独占。在苏联看来，此时中共夺取敌占区的军事行动，势必引起大规模的国共内战，从而妨碍其下一目标的实现。因此，苏联突然对中共的革命战略实施了干预。斯大林两次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停止军事行动，并要求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和谈。
     苏联的干预对中共革命战略的影响是有决定性的。这一结论的得出，涉及到如何看待斯大林两封电报的问题。1945年8月间，斯大林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给中共中央转去一份电报。几天后，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出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说：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一个关键的细节是，斯大林给中共中央的第一封电报究竟是哪一天发出来的？据胡乔木回忆，周恩来在1962年7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到电报是8月22日或23日发来的。而师哲的回忆并没有确定具体的时间，只是说两封电报前后隔两三天。但这里存在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斯大林的第一封电报是8月20日当天发来的，而第二封才是8月22或者23日发来的。一个有力的佐证就是，在8月20日夜12时，中共中央就向华中局发出了关于停止举行上海起义的通知。这种军事行动上罕见的突然转变，很有可能是收到了来自某一方面的强大压力。而从当时各方因素分析，这种压力最可能来自苏联。
     面对苏联干预革命的不利局面，中共既定的革命战略不得不作出调整。8月22日，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区党委、各军区发出指示，决定停止进攻大城市，着重夺取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并准备与国民党谈判。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暂时放弃了七大所制订的革命战略。
     8月29日，重庆谈判开始。由于重庆谈判进展艰难，中共作出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实施“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的核心是控制东北，其重点是进军东北。
     8月底以后，苏联逐步掌握了中共进军东北的战略意图。由于中苏有关接收东北的交涉即将开始，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实际上给苏联提供了向国民党施加压力的有力手段。但是，苏联毕竟不能公开支持中共的行动，以免引起外交纠纷。基于这种考虑，苏军代表向中共中央表态：国民党军与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应按照特别的时间；苏军退出东北前国民党军及中共军队不得进入东北；已经到达东北的中共军队，请退出苏军占领区；苏军不久将退出，苏军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内部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从苏军代表的态度看，这是一种例行公事并蕴涵深意的语言，而这种语言所包含的言外之意被中共准确地理解了。随后，中共坚决地实施了进军东北的战略决策。
    可见，在中共作出进军东北的战略决策过程中，正是苏联的态度，使得中共进军东北的行动大大加快。
     10月中旬，中苏开始了有关东北问题的交涉。由于苏联战后对华政策所表现出来的压迫性，使得交涉从一开始就在一种不和谐的气氛中进行。随后，苏联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中苏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其中要求甚为过分和苛刻。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的过分要求，遭到了国民党方面的反弹。国民党对苏联一边着力交涉，一边在华北集结重兵。11月3日，国民党在美军协助下开始进攻山海关，国共争夺东北的战争开始打响。
     由于苏军不能久驻东北，苏联力图在交涉中迅速获得突破，因此对国民党施加强大压力。一方面着力阻止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港口登陆，并对国民党人员在东北的活动进行严厉的限制；一方面对中共提供了多方面的援助，并要求中共军队在南满集中兵力，以全力阻止国民党军的推进。
     苏联在东北问题上对中共所表示的支持，进一步增强了中共对于战胜国民党争取国内和平的信心。但是，中共此时明显高估了自身在苏联对华政策中所处的地位。因为苏联只不过是想利用中共军队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以便为延迟从东北撤军制造借口。一旦延迟撤军的目的达到了，苏联必然再次对中共的军事行动进行约束和限制。紧接而来的事实便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接收东北一再受阻，国民党为了向苏联施加压力，决定把东北问题国际化，于是，国民党政府要求美国介入，并进行干涉。随着国民党态度的变化和美国的介入，苏联的态度也马上发生了变化。苏联方面表示愿意重开交涉。经交涉，苏联和国民党达成了延迟一个月撤军的协议。12月底，双方再次将苏联撤军的日期推迟至次年2月1日。既然同国民党的关系峰回路转，苏联方面开始对中共在东北的军事行动进行约束。11月20日，东北苏军向中共东北局发出正式通知，中长铁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给国民党接收，在苏军撤出东北前，全东北都不许作战，中共力量全部从城市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