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军阀的游戏规则，几乎就是清末以来便布于巴山蜀水的帮会组织“袍哥”的翻版——他们本来就是靠袍哥起家、兼着袍哥头目。他们各自把着大大小小的“码头”，平时间称兄道弟礼尚往来，却为为扩充势力争夺地盘打得头破血流；今天是饮血誓盟两肋插刀的生死弟兄，明天便反水他投六亲不认刀兵相见；战场上两个正打得昏天黑地，城头公馆里两家的太太小姐聚在一处吃喝玩乐其乐融融。
     外面的人看来，这就是一帮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乌合之众。其实他们也是有原则的。一旦有川外的势力企图占据川地，这群斗鸡立刻就抱成一团组成统一战线枪口对外。四川就是他们的大码头，他们可以关起门来打内战，但绝不容许“外人”染指。用他们的行话说，叫做“肉烂了在锅头”。20多年来他们虽然打得头破血流，但都在这口大锅里捞得盆满钵满。若是让外省势力占据，就等于让别人把“锅端了”，谁都捞不到吃。正如四川军阀史专家任一民先生所言：“保住四川这块地盘不被他人吃掉，是他们奉行的最高政治原则”。辛亥革命以来，无论是对外省军阀还是对中央政府他们都是按这一原则行事的，因而成为蒋介石最难对付的地方势力。
     四川的头号军阀是刘湘。他来自川西平原一个叫安仁的偏僻乡镇——20世纪初短短二三十年间，一个刘氏家族奇迹般的从这里崛起，最终成为统治川康两省的豪门巨富。这一族的无数高官显贵中最显赫的是刘湘。
     刘湘的父亲刘文刚只是一个有40余亩水田的碾坊股东。刘湘1890年出生，幼年读书之余，还要给碾坊推谷送米。他16岁进雅安武备学堂，从当清军开始从军生涯。此君身材高大，相貌堂堂，面呈憨厚，做事勤勉。当下级军官时纳言辞寡交游，只管埋头读书练兵，从不过问政治，天生一块令上司喜爱的料。由是步步高升，22岁当营长，23岁当团长，26岁当旅长，28岁当师长，30岁当军长，31岁首次就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成为实力超群的大军阀，随后开始统一四川的大业。经过十多年的内战制服了无数对手之后，他把目标对准了最后一个能与他抗衡的对手刘文辉。刘文辉是刘湘父亲的嫡亲兄弟，在五弟兄里排行老么，人称“刘么爸”。这个“么爸”比他的堂侄刘湘还小五岁，1928年33岁时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四川省主席，拥兵10多万盘踞川西，也要统一全川，遂演两雄争霸大战。结果堂叔大败，被追赶到川西雅属（大约相当于现在的雅安市）已是山穷水尽，刘湘终念叔侄之情忍了一手，留下这块地盘给堂叔安身。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乘二刘叔侄大战之机进入川北。刘湘匆匆结束战争后迅速纠集各路军阀“回师剿赤”。此后四川军阀的内战宣告结束，大家联合起来围剿红军，扞卫他们的“大锅”。中央红军向西部的长征开始后，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之机要把中央力量打入犹如独立王国的四川，令盘踞四川多年的军阀们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我们馨香祷祝朱毛把蒋介石的大军给我们带走，不要带进四川”，刘湘说。他告诉他的亲信：我们的原则是：红军只要不危及我们的生存，就虚与周旋，绝不对消；如果红军真要拿四川，那就只有不惜忍受老蒋的控制，与之硬拼到底。
     然而红军真是要拿四川。中共遵义会议决定，红军由贵州北度长江“消灭刘湘”军直取成都，与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西北根据地。面对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的巨大压力，刘湘不得不作出痛苦的选择，眼睁睁看着蒋介石的参谋团（全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和蒋的嫡系部队进入自家的地盘。这一年蒋介石在四川飞来飞去，指挥对红军的追剿并做着迁都重庆的准备，步步控制四川的军政大权。秋天，他在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给川军传授剿共经验，受训军官集体加入国民党；10月间，又将剿共指挥中心由武汉移师重庆，正式成立“重庆行营”，称四川“不愧为我们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随即派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入川，并对川军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的川军统一了指挥系统，补充了武器弹药，数量削减了三分之一，战斗力却得以增强。整编后的川军由刘湘任总司令（兼四川省长），下辖7个军以及若干独立师。其中唐式遵的21军、潘文华的23军、王赞绪的44军为刘湘嫡系，也是川军中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四、饿虎出山
    内容：南下战役计划的制定，旗开得胜，刘文辉被蒋介石记大过，《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
     几乎所有和张国涛共事过的人，以后都竭力开脱与张的关系，表示在另立中央、南下作战等一系列“错误路线”问题上持反对意见甚至进行过斗争。几乎所有涉及这段历史的书籍，都把南下作战说成是张国涛的个人决断。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甚至完全相反。
     南下战役最初的作战计划是身为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制定的。刘伯承在1961年的一次谈话中说，张国涛组织临时中央，他表示“我不同意这样搞法”，张说“你不想当总参谋长了？”他说“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张说“那你马上办交代”。他交代完了工作，张又要他搞一个南下作战计划，限两小时完成，他硬是两小时把计划完成了，然后就离开红军总部到红军大学工作去了。
     南下作战计划毫无疑问是当时主要领导人共同策划的，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是参与并支持该计划的。对此徐向前有确切的说明。他说：“朱德总司令虽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战局，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同时，他又坚信，只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后总会走到一起的。因而，在军事行动方面，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1960年11月朱德在一次谈话也承认这个事实，他说：“南下后是冬天，没有吃的，就组织打天全，打庐山，不打，活不下去嘛”。（《朱德总司令关于二、四方面军会合前后情况的谈话记录》，1960年11月，成都军区党史资料办公室记录整理）
    徐向前则公开说明自己支持并和参与了南下作战计划的制定。事实上以徐向前为首的四方面军将领，正是南下作战最积极的策动者。
     10月7日，朱德、张国涛在一座叫卓木碉的土司官寨发布南下作战命令——《绥、崇、丹、懋战役计划》。绥是绥靖县，崇是崇化县，合为现在的金川县；丹是丹巴县；懋是懋功县，即现在的小金县。当时川军（也有翻越雪山的）已逼近到这些地区，刘文辉的部队在大金川河（右岸的绥靖、崇化、丹巴一线；杨森的部队在大金川河左岸的抚边、懋功、达维一线。这是由高原腹地南下川西平原必经的河谷走廊，红军分为左右两路沿着河谷打下去。
     防守大金川右岸一线的是刘文辉的24军部队。刘文辉因工于心计善于见风使舵有“水晶猴子”之称，他的部队除了曾经防守会理的刘元瑭旅，没有一支——包括他本人是想认真和红军打仗的。此公被刘湘打出川西平原后，唯一的目的就是自保，对夺了他地盘的亲侄子更是怀恨在心，巴不得他和红军“对消”。刘文辉的参谋长张伯言等在《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一文中说。当时大渡河一线防堵中央红军的名为两个旅，实际到河边的只有四个营。防守安顺场的一个营是袍哥队伍，营长韩曾安是码头赌棍，红军枪一响就朝山上跑。防守泸定桥的李全山团，不等红军夺桥已开始撤退，最后只剩下一个姓虎的班长带一个班守桥头，桥扳又因“烟瘾发作”未能全部拆除，结局可想而知。为此坐镇成都的蒋介石大为震怒，以对有关命令“一味敷衍，实未遵办”，致使朱毛红军“得以自由窜渡，至甚痛恨”为由，通令给刘文辉记大过一次。
     防守大金川河谷左岸一线的是杨森的20军部队。此公名气最大的是他成群的小老婆（据说可以编一个连）和自己都数不过来的子女。他酷爱体育，命令其老婆们骑马打网球，开四川女网之先，后来到台湾还当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他在政治上的最大特点是反复无常，他靠刘湘起家，却四度背叛刘湘；他不甘居刘湘之下，对刘湘却屡战屡败。他想投靠蒋介石，到前方作战是主动请缨，可惜他的部队不经打。
     沿河谷右岸进攻的红军由王树声率领，沿河谷左岸进攻的左路红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后者是主力部队。10月8日左右两路纵队开始行动，久困高原求战心切、急需补给的数万红军如饿虎出山猛扑而下。
     “毛儿盖会议，双方意见分裂，行动与组织上还没有分家，北进的主张因是中央干部的意见，故仍被勉强执行，结果分两路向甘前进。……毛泽东一路，走了六天沮洳（即草地——作者）地，才到达包座，陈昌浩率领之三十军，还和胡宗南所指挥的中央军之四十九师在包座打一仗，而且得了相当胜利，如果这次不是红三十军的力量，则疲惫的中央部队，又加以在六天沮洳地的困难的跋涉之后，说不定有遭中央军重大打击的危险。
     “可是在过了草地之后，匪军内部的问题就发生了，这时匪四方面军张国涛陈昌浩等，坚认为不能再行北进，而毛泽东则非继续北进不可，认张陈是犯机会主义，违反党中央的指导，而张陈则认毛已丧失在中国本地上革命斗争的勇气，只求寄生于苏联边境，不配再谈革命。……于是中央匪军与匪四方面军合而复分”
     也许刘湘还有更特殊的信息渠道。春夏间红军集结与川西北高原时，中共即派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党员张曙时与刘湘接上了关系。5月，中共华东局派黄子谷到四川做川中将领的工作，宣传反蒋和联合抗日。就在毛泽东率部北上后的9月下旬，华东局再次派黄子谷回川，交黄带给刘湘一个“相当大的密封文件袋”。至于文件袋里装了些什么东西，黄后来说“因系密件，不知内容如何”，他估计“可能还附有信件”。更为神秘的是，黄未到达之前，刘已通过黄所不知的渠道事先接到通知，“黄一到成都，刘即派参谋长傅常亲自到黄的家中将文件袋取走”。以后刘也未向黄透露过这个密件的任何内容，以至黄在回忆文章中只能猜测“大概不外是些有关有关国内外形势及联合抗日的文件”（乔诚杨续云着：《刘湘》，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223页）。
     此间领导华东局工作的是陈云。陈云因为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而深得毛的信任。5月30日过泸定桥后，毛主持军委会议决定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陈在芦山地下党员席懋昭的掩护下到达上海，和潘汉年等会合开展工作，华东局即在陈云的领导之下，并且与中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张国涛虽然坚持南下，与北上的中央的电报往来一直没有间断，南下的所有行动计划，都是通告了毛泽东等人的。但没有任何材料显示，张国涛方面与张曙时、黄子谷等在刘湘身边工作的华东局秘密工作人员有联系。南下战役激战正酣的10月底，刘湘还以每月400元的经费支持，让张曙时、黄子谷接收了成都的一家报纸。（同上）
     无论如何，至少在红军南下战役发起之初，刘湘已经掌握了南下红军的战役企图，从而把他逼至背水一战的绝境。如果栖身于川西北高原的红军都北上了，刘湘真是求之不得感激涕零。可眼下红军不仅把蒋介石的大军带进了四川，还要回过头来拿四川，而且要拿最富庶的川西坝子，也许连大邑安仁刘氏家族的发祥宝地都保不住。如果这一仗打败，不仅红军要占据他的地盘，蒋介石也将堂而皇之全面控制四川，根本没有他的生存余地。这已经不是权衡厉害的问题，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他别无选择，只有死拼。
     他做出了紧急部署。首先将手下两个精锐师调到前线，郭勋祺的模范师取代刘文辉的部队守天全，杨国桢的教导师取代杨森的部队守芦山。发表潘文华为南路“剿匪”总指挥，在名山设立前线指挥部。同时急调原先分散守备于各地的嫡系部队向川西平原西端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