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失去的机会
    内容：张国涛改变主意，飞机大炮的厉害，徐向前等人坚持南下，朱德的忠告
     1935年10月24日，5个军的红军翻越夹金山穿越原始森林，向宝兴、芦山、天全进攻。王树声、李先念的中路纵队直趋宝兴，守敌杨森部溃不成军，一路狂逃。一周后红军攻下了宝兴城，随即乘胜追击，在芦山灵关镇夺取了一个后勤基地，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粮食，部队进行了一次久旱逢甘露般的补充。
    然而就在此时，张国涛突然改变了主意。
     战役刚刚发起5天的10月31日，他致电随中路纵队前进的徐向前、陈昌浩，主张放弃原先的战役计划，改向西康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他在这封电报中说：“我们必须准备更艰苦较长期的战争，不可侥幸和孤注一掷”，“不宜用重兵出大川（芦山大川场）”进入川西平原。“西康为我唯一后路，不可以西康落后说自娱。……康定、道孚若为我有，粮食解决，有宽广后方，且能向西昌方向发展。在敌能守住邛、大、名、天、芦一带碉线时，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就是说，在敌集中兵力防堵红军南下时，虚晃一枪，掉头西进到西康立足。
     张国涛突然变卦，和来自北方的消息有关。10月19日，已呈山穷水尽之势的中央红军，在吴起镇得到了刘志丹、徐海东的确切消息，上上下下如绝路逢生欢欣若狂，并将消息通报了张国涛朱德。张国涛对此心情应该十分复杂。当初为南下北上争执不休的焦点，并非是否靠拢陕北红军，甚至也不是“北上抗日”。张国涛在回忆录中说，“因为当时我们是在被隔离的状况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指毛泽东）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子丹、高岗以及徐海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子丹高岗的名字我们那时都不知道，徐海东部究竟存在与否，也成疑问。”如今毛泽东他们避开强敌在北方站住了脚，而饥寒交迫的南下红军，还要和强大的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决战开辟生存之地，相比之下代价和风险实在太大。对四方面军这支他亲自带出来的队伍，如今能打多大的仗他心中还是有数的。
     张国涛所指的西康少数民族地区即康巴藏区，范围主要在现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这一地区的条件虽然没有川西坝子诱人，对于保存实力却要安全得多。康定以北的草原牧区，刘文辉只有象征性的驻军，更无中央军。红军还从未到过这里，还能找到粮食。事实上南下战败后，红军就是照此方案转移到康北地区，足足呆了半年之久，并和贺龙的二方面军在这里会合的。以后发生的一切证明，张国涛的主张无疑是明智的，如果此时按他的意见办，红军的损失当然会大大减少。
     张国涛改变主意，应该还和朱德的忠告有关。深知蒋介石剿共之道的朱德清楚，红军要进入开阔平原地带作战风险极大。蒋介石的“公路加碉堡”的战术和飞机大炮武力的优势，曾经让中央红军吃尽苦头，现在蒋介石已把江西剿共的经验带到四川，他担心四方面军的莽撞会吃大亏，这从他对部队的告戒中凿凿可见。一直和朱德在一起的张国涛，不可能不受到他的影响（张国涛从未讲过朱德的坏话）。“必须准备更艰苦较长期的战争，不可侥幸和孤注一掷”，这样的话更象是朱德的意思。
     关于关于飞机大炮的问题，张国涛曾经和毛泽东有过一场争论。张国涛在回忆录中说，6月份在懋功两河口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说，“为什么我们要到上宁夏去，主要是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厉害”，指责张“不肯老老实实承认飞机大炮的厉害”。毛还说“现在我们只有变个戏法，也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如果没有飞机大炮，就不要再说‘打倒蒋介石’这句话了”。
     当时张国涛认为这是毛畏敌惧战。事实上四方面军还没有真正尝过国民党飞机大炮的厉害。川军的装备远不如中央军，刘湘1931年成立的“空军”有英、法、意国造飞机总共10来架，飞行技术被人视为笑柄。一次组织军官观摩飞行表演，炸弹竟投到观摩人群中；杨森的师长王文隽想体验一下飞机的威力，驾驶员却把飞机开到河里把他淹死，飞机在围剿四方面军的战斗中几乎没起到什么作用。这年秋天在峨眉山军官训练团，陈诚就当着刘湘的面挖苦说，“有些人花钱买了几架外国滥飞机，也叫空军，连送封信也不敢”，刘湘只能忍气吞声。而使用德国先进战机，由德国教官训练的国民党空军则已具备相当的飞行技术和作战能力，让中央红军备尝苦头，以至在长征中往往采取夜间行军。共产国际代表李德说：“因为白天天气好时，国民党的飞机几乎整天不间断地飞行、轰炸和扫射。”他描述说，“特别狡诈的是那些低空飞机，他们从一座山背后贴着地面飞过来而没有一点声响，然后用密集的机枪火力向我军扫射”（李德：《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出版社出版）。随着中央军的入川，国民党的空军也到了四川。中央红军在从泸定向天全的行进途中，如果不是警卫员胡昌宝舍身保护，毛泽东还差点被飞机炸死。
     张国涛很快就尝到“飞机大炮的厉害”。跟随4军向天全进军的张国涛后来写道：“我们向天全挺进的那天拂晓，川军的防线全部被击破，我军正沿着山岭要道向县城挺进，可是到了9点钟，敌机分批飞临我们上空，做地毯式轰炸，阻遏了我们的攻势。事后检讨，我军这次380多名伤亡中，竟有300名是敌机轰炸下的牺牲者。这些迹象显示，敌人是利用江西剿共的经验来对付我们”。他承认，“在这一带的作战中，蒋介石的飞机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他痛苦地发现，“我觉得飞机与碉堡确非我们的力量所能摧毁”，“这似乎证实了毛泽东所谓‘敌人飞机大炮厉害’的话。”
     然而事实证明张国涛并非总是能够独断一切。徐向前、陈昌浩没有理睬张国涛的意见，依然率领主力向芦山进攻。张国涛不见回音，11月6日再次致电徐、陈，说现在部队减员严重，无法补充，敌力渐集，认为“续攻难图大胜，占地亦难巩固”，要他们着手向西康发展的行动。次日徐、陈终于回电，表明不同意张的意见，告诉张国涛“目前这带粮房人烟极多，……各地已开始成立游击队与扩大红军，物质基础很好”，“如能集中兵力在这里打，甚有把握。如马上进西康，补难，减员更大，力分散，天气极冷”，因此“此地决战得手，则截东或西进均易，西进只是万一之路”。
     50多年后徐向前在追述这段历史时，表现了令人起敬的诚实。他说：“战役过程中，红军以主力西取康定、泸定，还是东扣名山、芦山，发生了不同意见。张国焘要我们重点夺取康、泸，将来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西康地区发展。我和陈昌浩商量，觉得还是按原定的作战计划，重点加强左翼的攻击，夺取天、芦、名、雅地带为上策。一是这带人烟和粮房较多，部队易于补充；二是我军与川敌作战，较易得手，如能乘胜东下川西平原，可获更大补充，过冬不成问题；三是距离转战于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较近，能对他们起到有力的策应作用。如果重点向西康发展，则人、粮补充不易，气候寒冷，过冬困难，不利策应二、六军团的转战。我说：现在早已不是“山大王”的时代了，我能往，寇亦能往，蒋介石不会让我们僻处一方，悠哉游哉的。陈昌浩和我的看法一致，认为蹲到川康边，被敌人封锁住，我们的处境将会更困难。张国焘未再坚持他的意见，我们遂挥军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
    如此一说，徐向前就把最终惨败的责任承担了。
     张的意见未能通过，战役仍按原计划进行。担负着总司令之责，对战事的凶险有充分估计的朱德，随即下达了《康泸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中战术上应注意之点》的文件，指出：“天全、庐山、名山，雅州，邛崃，大邑一带地形，与绥靖，崇化，懋功，丹巴尽是山地战，路隘战，大大的不同了。自我军击溃杨、刘，占领宝兴、金汤、灵关、双河场后，已打出了隘口，主力已到天芦名雅邛大之平原……因此，我们的战术，由山地战、路隘战，变为平地战、街市战，由运动战变为阵地战、堡垒战。”他强调，“单靠我们红色战斗员的的英勇冲锋和指挥员的之果敢坚决，以运动战的方法去打堡垒战阵地战就不对了”，并且摘录苏联野外阵地战条列若干条供指战员参考。同时又下达《对防空应注意之点》，提出若干战术要求，强调“我们不是拜物主义者，不应丝毫惧怕这些武器，应用现代技术及一切科学方法去消灭他才是出路。也不应空喊不怕，不做任何对空方法，使红色战士经常受着无代价的牺牲。”
    四方面军血气方刚的猛将们对他忠告似乎并未放在心上。
    六、芦山之战
    内容：第一块硬骨头，飞机的打击，青龙场大捷，被迟滞的攻势
     芦山是进入川西平原的门户，有多条通向名山、邛崃、大邑的捷径，为堵截红军南下必守之地。攻打芦山的是王树声、李先念的中路纵队。他们从夹金山冲下，将杨森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进入芦山之前他们得到的消息是杨森的部队已经弃城而逃，芦山已是一座空城。但是他们知其一不知其二：杨森的部队是逃了，一支强硬的川军主力部队却到了。
     接防芦山的是刘湘嫡系21军教导师，师长杨国桢是跟随刘湘多年的悍将。这场恶战整整打了10天。当年成都《新新新闻》的一位女记者的现场采访报道《芦山十日血战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斗实况。
     该女记者（未署名）10月29日从成都出发，先是乘车到雅安，然后步行前往芦山（其时芦山尚无公路——作者）。记者“未到芦山城以前，在途中就发现了无数的难民，拖儿抱女，牵牛带羊，背包挂伞的不断向后面逃去”。即而“看见许多戴蛋壳灰军帽的军队”列队向后方退走。记者挖苦道：“就以他们勇往向我方背进的精神，那些匪人也当被他们骇退”。
     这些败兵是杨森的部队。记者到芦山后，发现原本有几千户居民的芦山城，“到我进城的时候，恐怕只有穷不可以言状的的破落户几十家罢了。”县长王作宾也溜之大吉。
     师长杨国桢对前几天兵败对记者的解释是，“匪以饥军来犯，必然有一股锐气。这回因战略关系，将宝兴等处放弃，拟挨匪之主力深入后，即以生力军痛击。”芦山城墙上树着两面旗帜，一面是教导师督战官的旗帜，一面写着“前进者赏，后退者斩”。记者发现夜间的战斗最为激烈，枪炮声通宵达旦。往往是红军夜间夺取的阵地，白天又被守军夺回，夜里又被红军再夺回，如此反复争夺。守城的官兵对红军的战术很熟悉，称“匪人的惯技一般是晚上来摸我们”，“只要是能够沉着的打出去，他也就算了”。记者认为他们“的确能沉着迎战，匪人到了城墙下面都不理他，直到爬到城墙上的时候，才用刺刀把他夺下……”
     最激烈的战斗还在城外。芦山城北面有一段险峻的峡谷，徐向前的司令部设立在峡谷以北两河口的一所不起眼的民房里，峡谷以南是地形开阔的仁家坝。红93师在这里与教导师的章平安旅恶战数日。飞机大炮，尤其是飞机的厉害，红军算是领教到了。记者描述：
     “苦战到九时左右，我们的飞机来了八九架，不断地向匪轰炸，同时又用机关枪向匪扫射，匪在前面同我作战的，已经伤亡很大，由峡口来增援的两团兵力，在路上密集运动，那口的地势很狭窄，又没有掩蔽的地方，飞机看的清清楚楚的连掷几颗炸弹，把增援的两团匪炸得不剩几个。我军在金井阁的高地看见炸弹爆炸的时候，就看见许多匪尸的手或足随着烟尘在空中乱飞，……”
     芦山城池久攻不下，红军既而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集中25、88两个师的兵力，在青龙场重创驰援芦山的周重生、石照益旅，毙伤、俘虏5700余人，红军缴获甚多伤亡甚少，是整个南下战役打得最好的一仗。朱德亲自写了《青龙场的战斗是天芦战役中的模范战例》，大加赞赏。刘湘则痛心疾首，给周重生、石照益记大过。
     芦山失守的直接原因是天全的失守。记者报道，战斗进行到第9天，也就是11月11日，“不详的消息是从飞仙关电话上通知的，说是守天全的模范师，已经于今早晨被匪人攻破了，……这可不好啊，天全是芦山的左后方，后方有事，芦山就危乎亦哉了”。但是杨国桢还在死守，早晨7时，督战官派参谋处长邓树人带领预备队“手持督战的大旗，直接带起出去冲去了。杨启文（杨国桢）面授的命令，是匪到那里就打到那里，那里有危险，就救那里的，前卫兵多带马刀，遇着后退的官兵，马上就砍在阵前”。但记者已发现“情况不妙”，当晚8点离开芦山。
     这位女记者晚走一步结局便很难说了。这天夜里，芦山城被红军四面包围。第二天（12日）守军接“南总”潘文华命令向名山撤退。红军原来计划三天攻下芦山，结果十天才得手，对整个战局产生重大影响。它严重迟滞了红军的攻势，给了刘湘在后方调兵谴将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