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枝头抱香者”，取自诗句“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乃南宋遗民郑思肖为菊花而题，显示出汪兆铭对待清朝异族不媚不屈的决心。
    “扑满”之意，扑灭满人也！
    为行文方便，下面我们提到汪兆铭，就开始用汪精卫这个名字。
    在汪精卫早期革命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一是排满；一是要争取民族的“奋然自立”。
    汪精卫当时心中的革命，就是“排满革命”。
    帝国列强，对中国蚕食鲸吞，步步逼近。满洲清政府，对外割地赔款，丧
     权辱国；对内纷乱如丝，苛捐杂税盛行，取之无度，残酷挤榨人民，并一直实行极端野蛮、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汪精卫力主“排满”。“排满”的口号，在当时的日本和中国，最能激动人心，也最能煽动民族和革命情绪。
     当然，汪精卫的“排满”，并非简单的“仇满”，他以大众能接受的古色苍然的民族主义为表饰，目的是为了激发人民、引导人民进行伟大的民族救亡运动。所以，他强调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要同步进行：
     “今之政府，异族专制政府也。驱除异族，则不可不为种族革命。颠覆专制，则不可不为政治革命。徒驱除异族而已，则犹明(朝)之灭元(朝)，于政界不生变革也。若徒欲颠覆专制而已，则异族一日不去，专制政府一日不倒。故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岂惟并行不悖，实则相依为命者也！”(《民报》第4 号)
     值得注意的是，日后孙中山的一套说法，几乎完全是照搬汪精卫这位“追随者”的原话，不过是更“白话”而已：“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作。”(《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 相比康梁保皇党的“满汉不分、君民同体”以及章太炎等人过分偏激的“民族复仇”，汪精卫思想更多理性的成分。邹容《革命军》、陈天华《警世钟》、《猛回头》等小册子，通俗易懂，痛快淋漓，在下层社会中非常受欢迎。与之相比，汪精卫的文章，旁征博引，有事实有根据，广引《大清律例》、《东华录》、《皇朝通典》以及清朝政府的朝谕，铁证如山，更加深刻地揭露了清朝统治者的残忍罪行。因此，他的文采飞扬的文笔，更易为广大知识分子阶层所接受。
    汪精卫的“排满革命”，并非是要杀尽满洲人。在系列文章中，他一直强调中华各民族平等，消除民族压迫：
     “汉人之所排满者，以其覆我中国，攘我主权也，非谓国家之内不许(其)他民族存在。排满不已，更是而排蒙、排回、排藏也。况汉人非惟无排斥蒙、回、藏之心，且将实行平等制度。”(《民报》第13 号《研究民族与政治关系之资料》)
    也就是说，在中华多民族国家，他只反对“一族(满族)居主人之地位，而他族悉为之奴隶”的不平等民族关系。
     面对帝国列强当时巧取豪夺中国利益的残酷现实，汪精卫强烈呼吁国人奋发自立，发愤图强，以避免遭受清政府和洋人的双重奴役。对于当时欲图吞并东三省的沙俄，汪精卫更是痛心疾首地警醒大众，指出在汹汹瓜分的列强中，“怀抱野心者莫如(沙)俄！”
     虽然当时年仅二十出头，汪精卫对国际形势有着超出常人的分析能力。他不仅指出帝国主义侵略内在的经济动因，也明确点明了列强之间狗咬狗的矛盾。他告省国人，所谓的“门户开放”、“领土保全主义”、“韬光养晦”等等清廷的既行政策，实际上是缩头乌龟的亡国经。要想兴族救国，惟一的途径，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如此，奋发向上之间，中国才能由亡而存，由弱而强，由危而安，最终才能雄飞于世界。
     汪精卫更深刻地认识到，保皇派“革命生内乱”、“革命导致杀人流血之祸”的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他旗帜鲜明地指出，革命的目的，最终在于救国图强。如果不革命，在清政府统治下滥死枉死的人民，必然更多于为革命而死者。所以，他振臂高呼：
    “与其为野蛮政府蹂躏而死，孰若为救国而死！”
     如果仔细梳理汪精卫在《民报》时期的文章、言行，就会发现，当时他是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真正集大成者。毋需讳言，他其实也是孙中山许多文章、言论的“提刀人”。
     所以，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人，往往会发现，彼时二人语言、文字存有那么多“惊人的巧合”--其实，都是一个人写的。对于此，吴稚晖说得最确切：
    “学生无先生(孙中山)不醒，先生无胡(汉民)汪(精卫)不盛！”
    《民报》中汪精卫的文章，不仅在日本获得留学生、华侨的广泛赞誉，也盛传于国内，成为当时革命力量的指路明灯。
    清朝政府对汪精卫恨之入骨，曾经悬赏白银十万两购其项上人头。敌人如此看重，更使汪精卫这位翩翩才子享誉海内外。
    可见，当时的汪精卫，完全是孙中山先生的“文胆”。
    惟有实践出真知--南洋的鼓动
    1907 年春，经过清朝政府的交涉，日本政府不得不把孙中山“驱逐”出境。表面上说“驱逐”，实则是“礼送”出境--不仅日本政府秘密赠款7000 元，大股票商人铃木九五郎也大手笔送给孙中山1 万元。
    手中握有这么大一笔钱，孙中山只留给时为《民报》总编的章太炎2000 元，二人为此闹翻。意气用事的章太炎，在日本浪人的挑唆下，径自把报社内孙中山画像取下，并四处奔走呼吁，提议革除孙中山同盟会的“总理”一职。
    章太炎等人四下反对孙中山，汪精卫却一直忠心追随这位革命先行者。
    孙中山跑到南洋后，汪精卫鞍前马后，竭尽赤诚。
    1907 年8 月20 日，由南洋华侨捐资，同盟会在新加坡吉宁街13 号创设了《中兴日报》。作为新的宣传喉舌，汪精卫、胡汉民为主笔，竭力宣扬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并与保皇党人所印行的《南洋总汇报》展开激烈骂战，争取和吸引侨众。当时，孙中山本人在安南(今越南)的河内甘必达街61 号设立机关，策划两广、云南等南部省份的独立起义。受孙中山委托，汪精卫悉心在南洋各地奔走，力图实现孙中山“经营南洋，边陲起事”的战略。
    由于在日本已经落脚不住，同盟会的大本营已逐渐往南洋转移。
    彼时的南洋，革命风气未开，需要极大的毅力去开拓。
     汪精卫四处奔走，不辞辛苦，亲自落实、组织了同盟会分会一百多处，壮大了同盟会的组织架构和人员组成。为了支持孙中山策划的起义，汪精卫还要费尽唇舌，说服当地华侨捐款。
     日后，孙中山曾感动地表示：“弟前派汪精卫赴河内、海防、西贡、星加坡、暹罗各埠，会见同志，报告军事，劝募军需。”(致邓泽如信)
    所以，自1907 年而后的几百个日日夜夜，青年汪精卫披星戴月，终日奔走，在南洋、日本各地往来穿梭。他办报、写文章、筹款、演讲，没有任何私人的闲暇时间，一直燃烧着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