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的宣传工作，成效甚巨，很有万人空巷的效果。当年亲耳听过他演说的陈新政，就曾这样回忆汪精卫：“汪君之演说，题目既簇新，而事事颇得肯綮，因此极得听众信仰。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也！”(《陈新政遗集》) 而曾为《中兴日报》行政负责人的张永福，对汪精卫当年的风采，更有鲜明的忆述：
     “斯时演说诸人最能令人感动者，尤其如(汪)精卫。凡逢他演说之夕，人未登台，而座已拥满。演讲时，鸦雀无声，每至一段精彩处，掌声如雷。”(《谈星洲书报社同德及其他之书报社与中国革命》)
     而早年与汪精卫相交最好的胡汉民，如此动情地回忆汪精卫：“余前此未闻(汪)精卫演说，在星洲(新加坡)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余年来，未见有工演说如(汪)精卫者！”从1904 年到1908 年间，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套，汪精卫已经由一个“地主阶级”的反清派，进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
    回顾汪精卫当时的思想，其中的反帝因素，尤其引人注目。他认为，国人要想实现民族独立，就一定要抵抗外侮。20 世纪初叶的美菲之战，是帝国主义大国侵略弱小民族国家的战争。而被压迫国家人民可歌可泣的顽强抵抗，给汪精卫以极大的精神鼓舞和振奋。
    由此，他仔细分析了中国的情势后，满怀信心地认为：
     “况中国人数，非菲、杜(可)比，(中国)凭借宏厚，相去千万。外侮愈烈，众心愈坚。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内储实力，外审世变，夫然后动，沛然谁能御之！”(《驳革命可以瓜分说》)
    也就是说，汪精卫坚信中国地大物博，又人口众多，只要能团结起来，充分准备，完全有条件可以战胜东西洋帝国主义的侵略。
     他还以“救火”相譬喻，形象地指出，要救火，只能依靠邻里善众来救，而不能依靠纵火犯(清政府)来救。而“邻里善众”，就是指他常年不离口的“国民”。上述种种，表露出他对于当时中国“民力”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南洋期间，汪精卫结识了日后“百年之好”的陈璧君。
     陈璧君，原名陈冰如，乳名阿环。此人果真是“环肥燕瘦”，少女时代就胖嘟嘟。与日后她受审时的大肉包子脸相比，当时少女时代的陈璧君，脸也不瘦，小肉包子耳。
     陈姑娘的爸爸，南洋巨富，号称“陈百万”，原籍广东新会。其母卫月朗，女中豪杰，识见不俗，曾亲自携女到新加坡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
    在槟城，陈姑娘有机会得见翩翩汪精卫在台上宣讲革命，顿陷情网。
    时年24 岁的汪精卫，眉目如画，出口成章。虽有倜傥之貌，本质上他却是个真正的道德先生。汪精卫，在千人万众间，可以侃侃而言，色不稍变。但只要单独与姑娘相处，总是满面羞红，手足无措。对于陈璧君的大胆追求，汪精卫又慌又乱，急忙婉拒：“革命家不结婚。因为，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障，如果结婚，势必陷妻子于不幸之中。如使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实乃最大的罪过。”
    汪精卫如此说，绝非嫌弃“肥环”陈璧君长得不好，而是出自实意真心。
    汪精卫愈如此说，陈璧君就愈爱他，坚决要他父亲退回原先与富家子弟的婚约，表示想改嫁汪郎。
    陈百万听此，差点气背过去--好好门当户对的子弟不要，非要嫁给一个终日流窜的大清反逆，真真失心疯！
    拼却头颅刺虏酋--暗杀摄政王载沣
    在1907 年至1909 年期间，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遥控了国内六次起义，均以惨败告终。一败再败，而至六败，不少革命同志意志消沉，意丧气沮。
     由于许多款项用处不明，章太炎等人就四处宣称孙中山贪污公费，在同盟会内部掀起“倒孙”活动，并表示要恢复昔日的“光复会”，不再承认孙中山的领导地位。
     内哄外忧，同盟会的活动陷入低潮。目睹如此情势，铁血青年汪精卫，准备冒死一搏，以身为殉，到北京去刺杀清朝大酋。至于他去北京的目的，在致孙中山的书信中表露无遗：
     “无如革命党之行事，不能以运动为已足。纵有千百之革命党运动于海外，而于内地全无声响，不见有直接激烈之行动，则人(民)几忘中国之有革命党矣。故运动与直接激烈之行动，相循而行，废一不可……(我此行目的)，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
     对于如此类近自杀的冒险行动，青年汪精卫却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根基，即“炊饭”理论。这种思想，他以“守约”为笔名，曾在《民报》第26 号上表露过：
     “不畏死之勇，德之烈也；不惮烦之勇，德之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为饭'。盛之以釜，熟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转瞬之间，即成煨烬。然体质虽灭，而热力涨发，成饭之要素也。釜之为用，水不能蚀，人不能熔，水火交煎逼，曾不少变其质，以至于成饭。其煎熬之苦至矣，斯亦成饭之要素。”
    所以，革命党人，要勇于担当，甘愿为“釜”为“薪”，合为“炊饭”。一伺“饭”熟，即可喂饱“啼饥待哺”的四亿民众。
    得知汪精卫要亲入北京行刺敌酋，好友胡汉民苦劝。
    汪精卫慷慨作书，解释自己以逞一烈的原因，信中他仍以“炊饭”为喻：
     “欲牺牲其身者，其所由之道有二焉：一曰'恒'，一曰'烈'。恒乎烈乎？斯二者欲较其难易，权其轻重，非可一言尽也。譬之治饭，盛米以釜，束薪烧之。釜之为用，能任重，能持久，水不能蚀，火不能熔，饭受煎熬，久而不渝。此恒之德也，犹革命党人之担负重任，集劳怨于一躬，百折不挠，以行其志者也。”
     “薪之为用，炬火熊熊，顷刻而烬，故体质虽毁，而热力涨发，饭以是熟。以烈之德也，犹革命党人之猛向前进，一往不返，流血溉同种者也。……”
    他表示，自己日后“虽流血于革命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
    如此豪迈悲壮之举，古今罕见，恰似当年荆柯刺暴秦。
    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乃那个时代慷慨悲歌的先行者们的大浪漫真旨所在。
     于是，偕同红颜(胖红颜)知己陈璧君，汪精卫与喻培伦、黄复生等七人组成暗杀团，日夜在日本、香港等地秘密筹划，训练不辍，准备暗杀清朝高官。与日后相反，当年汪精卫诸人，冒死归国，献身就死，一心只想救国爱国。如此巨大的反差，让人无限叹息。最早，汪精卫诸人想对清朝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下手。在听到大臣端方调任直隶总督的消息后，几个人就改道去武汉，于汉口火车站一带踩点摸路，准备行刺。不料，端方走了水路，刺杀计划未成。虽如此，汪精卫等人秘密携至的炸药不少留在了武汉的孙武处，日后武昌起义，正好供义军使用。
     反复磋商后，汪精卫觉得，还是在北京的满族权贵多，于是决定潜入京城，伺机动手。如此非常之谋，陈璧君本人不仅步步参与，其母也变卖首饰相助。这样的英雄母女，真个是义薄云天。汪、陈二人先分路，后在东北的大连聚合，然后化装成夫妻，最终一起抵达北京。此前，喻培伦、黄复生已经先行归国。他们在北京顺治门外大街租了间房子，佯装开照相馆，制弹弄枪，等待汪精卫的到来。有意思的是，这间本来用作暗杀行动掩护幌子用的“守真照相馆”，生意特别兴隆，天天挤满了人前来照相，银两还真赚了不少。汪精卫到北京，最早想刺杀庆亲王奕劻。但这位王爷特别多疑，受惊兔子一样，警觉异常。他府邸的保卫也属于特级，根本下不了手。
     接着，听说前往欧洲代表清廷祝贺英王加冕的两个宗室贝勒载洵、载涛二人要回京，汪精卫就想率人在前门车站用炸弹把二人炸死。岂料，当天火车晚点，接迎的官员又多，满站台都是红顶子，根本辨认不出谁是贝勒谁是普通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