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的眼里，父亲的故事要从殉国前半年里的三个嘱托说起。
    殉国前半年：写信请求“洗托派”
     1941年12月29日，彭德怀接到左权提交给他的一封信，在这封写给中共中央的申诉信中，左权请求党中央对自己“托派”问题早日作出明确的结论，取消“留党察看”处分。当天，彭德怀将这封信转给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然而，直到左权牺牲，他都是一个背着“留党察看”处分的“托派嫌疑分子”，这个“托派”的帽子从何而来呢？
    这要追溯到1927年左权在莫斯科学习时因与“江浙同乡会”的人有过接触，曾被怀疑为托派分子。
     左太北对父亲的“托派”问题也是如鲠在喉：“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据孙冶方讲，1928年他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由学生升为老师，收入比学生高了点儿，大家就揩油，让他出点钱买点菜大家一起吃。毕竟在苏联，面包、奶油中国人吃不惯，江浙人也爱吃点青菜。我父亲也是嘴馋，就跑去吃中国饭，但我父亲是湖南人，当时就给他个警告处分，说他是‘江浙同乡会’的边缘人物。当时的核心人物，回去之后有的给枪毙了，有的失踪了。我父亲因为吃饭的事，就被王明盯上了。”
    自此，左权就被戴上了“托派嫌疑”的帽子，受到严格审查。
    1930年6月，左权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1931年1月，王明等从苏联回国，逐渐取得中共中央的领导权。
     1932年5月，在中央苏区的肃反运动中，有人向苏区中央局告发左权，称左权在任新十二军军长时，曾收藏过“托陈取消派”的文件。
     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后来在1942年2月19日写给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的信中说，1930年12月，新十二军军部开会时，红一军团政委刘梦槐无意中在军政委施简的衣袋里发现了托派的文件，当即交给左权看。左权看后便将文件放到自己衣袋里。事后，左权没有将文件的事向中央汇报。有人将此事向苏区中央告发后，苏区中央局决定解除左权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的职务，调其回后方瑞金。
     “这个文件是托派人写的托派宣传。我父亲怕宣传面广了，他就给装口袋里了。后来就弄丢了，可是他确实也想不起来东西哪去了。”左太北不无惋惜地说。
     据左太北了解，左权在接受中央审查时，承认自己在这件事上有错误，同时也坚决否认自己和托派组织有任何联系，但根本不能被当时中央所相信。
     这与1930年夏开始的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政治氛围有关。这样一来，左权成为当时苏区肃反扩大化的受害者，他除了被撤销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之职外，还被留党察看8个月。
    “牺牲前他就一直反映这个问题，一直到他去世，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这个‘留党察看’一直都没撤。”左太北含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