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曾说：“左权这样的好党员和将才，却在1932年就被王明集团所诬陷。他是在英勇牺牲之后，才在全党的面前，证明他是赤胆忠心的共产党员。王明的诬陷至此不攻自破。从1932年到1942年，10年之久，我们的左权同志是背着奸人的诬陷和‘不得重用’的包袱为革命奋斗的。他甚至把这个冤屈，藏在心里，连自己的爱人也不告诉。”
     左太北说：“10年来，父亲他一直在前线。他从来没离过前线，但是在前线他连参加党会的资格都没有，马夫都有资格，他没有。”
     左权牺牲六年后，刘志兰再婚，但她多次要求中共中央发文为左权平反，取消“留党察看”处分。她几十年为左权“摘帽”而奔波。1982年，刘志兰给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再次要求中央为左权书面平反。这一次，中央有关部门终于出具书面文件，对左权受王明路线打击迫害一事予以平反，取消对左权的“留党察看”处分，但没有公布。
    左权终于洗清了不白之冤，此时，距离他牺牲已经整整40年。
     殉国前半个月：提出反“蚕食”政策在左太北的回忆中，从抗战开始到1942年5月，父亲左权始终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他协助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参与全盘战斗计划，并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队建设等方面有着重要建树。
    1942年5月，左权在一篇文章中感叹目前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 。
     一些公开的史料对当时的“黑暗”有着详尽记载。当时的日军在对左权所在的太行山区春季“扫荡”失败后，虽然暂停了大规模“扫荡”，但实施了一种新的更残酷的军事策略。
    这就是“蚕食”政策。
     左权对“蚕食”政策的残酷性有着清晰的判断。他认为，日军以一种“较缓和的、隐蔽的、波浪式的同时还是逐渐的方式”加紧向各抗日根据地“蚕食”，而其所造成的危害，比起“扫荡”和“清剿”，有过之而无不及。
     整个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形势也日趋严峻，面积减少了五分之一以上，人口由240万减为150万。因此，打破日军的“蚕食”，扭转敌进我退的局面，已是刻不容缓。
     5月4日，由左权执笔，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名义作出的《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迅速发向华北地区的共产党、八路军，后被称为“五四指示” 。
    “五四指示”很快在八路军华北各战略区得到贯彻执行，对于粉碎日军“蚕食”政策起到重大作用。
     “彭德怀伯伯的秘书李琦曾回忆说，在边沿地区和游击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表面应付敌人，实际为我服务，用两面政权粉碎敌人的强化治安，这种反蚕食战术最早是左权提出来的。”
     “毛主席发表《论持久战》后，父亲特别认真地研究了，作了好多报告到处讲。他给国民党的将领也讲。《论持久战》的观点，怎么把它变成实际，真正能打仗，这就是我父亲的任务了。所以我父亲当时写了好多埋伏战术、袭击战术的文章。”
    “父亲阅读了许多政治理论、军事理论的书籍，对八路军的军队建设、军事理论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由于左权对战术的研究迭有创新，周恩来称左权是“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
    然而，反“蚕食”政策的胜利只能是左权所能做的最后一个贡献，“令人痛心的是，父亲没能看见自己辛勤劳动后的收获。” 左太北遗憾地说。
     殉国前三天：为了抗日需要，可以放弃女儿就在左权牺牲的前三天，他在给妻子刘志兰的信中写道：“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按情理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
    左太北说：“母亲刘志兰比父亲小12岁，他们是1939年4月16日结婚的。这段姻缘，朱德总司令是牵线红娘。”
     34岁的左权孑然一身，让朱德总司令念念不忘他的终身大事。1939年2月，一个中央代表团来到晋东南巡视。在随后召开的晋东南妇女代表大会上，一个面目清秀、皮肤白皙的年轻姑娘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她代表中央妇委讲话，思维敏捷、举止大方。这个姑娘就是刘志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