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部队走到商城以西的余家集，我正站在路边的山坡上看着队伍行进，陈昌浩也在。队伍里抬着两副担架，上面蒙着白布，我就问他： “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他看了我一眼说： “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反革命，逮捕了！”我大吃一惊。许继慎、周维炯都是师长，也成了反革命啦？!我说： “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他知道我不满意，但没再说什么。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捕人他有这个权力，相反，你要过问，便是越职擅权，不允许的。搬的是苏联的那一套，有什么办法呀！②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155、159页。
    徐向前还回忆说： “他们把一些人抓起来，逼、供、信，宣称许继慎组织了反革命集团，要利用南下带上部队投降蒋介石；所谓在英山活捉的敌团长张汉全，亦被许继慎放走；曾中生包庇他，所以才被撤职。有鼻子有眼，以证明张国焘东出方针的正确和‘肃反’的必要性。他一手拿着中央的肃反指示，一手抓着许继慎等人的‘证据’，谁还能说话呀！”②徐向前元帅几十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时，许继慎一案早已平反昭雪。而在当时，尽管他是鄂豫皖根据地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四军军长，也只能是“将信将疑”，不能表示反对。其实，在那时的那种政治空气之下，根据地相当一部分干部战士都相信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主持的肃反是正确的。如当时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彭杨军政干部学校校长蔡申熙在给徐向前、刘士奇、王树声等人的信中就说： “此次肃反，直革命紧急关键也。彼等正企图置死难阵伤同志之血与命，数百万工农劳苦群众之血与汗，所争得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利益，及工农红军之绝境，以求逞其屠杀工农之惯技。观于如首犯之口供(暴动、炸药房、焚医院)及屡次战争中，彼等之延时抗命，便豁然矣！尤其于最近所获彼等于南京政府方面接洽来往文件中，更显其狰狞之兽性，亦更证明不可与彼等共戴天下。兄等能以坚绝之手段，处此稍纵即游之事，不仅挽鄂豫皖苏区前途于累卵，直已建最后胜利之坦途矣……此次虽减少红四军人员数量，不在少数，但对今后工作，不仅绝无损害，反为加强也。兄等应视此之胜利，胜似消敌人兵力三师以上。至干部问题亦不应稍为犹豫，须知彼等虽有才，其才不仅不为我用，而正用其才杀我也。望兄等在培养自己干部上努力，工农干部今日虽弱，忠质之弱腹似狡猾之强百倍也。”蔡申熙的这种看法，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高级干部中，是有代表性的。
    这种思想状况也是红四军中的肃反扩大化的原因之一。据记载： 陈昌浩接替曾中生任红四军政委的当天，即开始捕人。他先在麻埠逮捕了红十师参谋长潘皈佛、红四军参谋主任范陀、红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等二十多人；继而在斑竹园又逮捕了红三十团团长高建斗和政委封俊、红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红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等人；接着又在余子店逮捕了红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红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红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