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居区是黄安县党的工作、群众基础比较好的一个区。在肃反过程中，政治保卫局抓捕了区苏维埃主席祝凤阶和熊海峰、秦国珍等人，不久又抓了十多名干部，进而又将手伸向村苏维埃一级。群众目睹身边成长起来的干部一批批遭到杀害，心情非常沉重，他们联名写信给县委、县苏维埃、县保卫局，信上说： “我们区出去的干部很多，一出去就被捉了，捉了以后也不知其是否反革命，就不见回来了。如果是反革命，请交回五区，我们开群众大会来枪毙，如不是反革命，可以调回五区工作，我们全体老百姓作保。”
     信转到中央分局后，张国焘等人不仅不进行自我反省，反而认为群众受了反革命的欺骗，要严加惩办。于是，县里和省里都派了便衣队，像老虎一样到处视察。老百姓知道，视察以后就接着捕人。这样，区级、乡级干部及老百姓等，更加恐慌了，就只派了一个区工委的委员长留在那里，其他所有五区的干部和老百姓，都搬到西山去住。当时还集中了两个赤卫队营共八九百人，准备保卫局来捉人时就打。
     1932年2月20日，县保卫局一行九人带着手枪、绳索来仙居区抓人。当他们进入王家冲时，周围各村几百名男女老少手持锄头、扁担等“武器”，将王家冲团团围住。人群中有人高喊： “反对不走群众路线的肃反政策！”“不许保卫局乱抓乱杀！”“打倒杀人的刽子手张国焘！”随着口号声，大家一拥而上，解除了保卫局人员的武装，并将他们捆绑起来。区委书记闻讯赶来，才说服群众还枪、松绑。余怒未消的群众在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刷标语、写传单，表示拥护红军、拥护共产党，反对乱抓乱杀。
     仙居区群众反对“左”倾肃反政策的斗争，被张国焘和政治保卫局视为暴动，认为有反革命、地主、富农在里面起作用，因此采取了镇压手段。将区级的干部全部抓了起来，进行公审，当场杀了两个。并且捉了11个乡的干部，共100多人，有嫌疑的都逮捕了，没有嫌疑的也都停止了工作。据《红安革命斗争史》记载： “三月八日，保卫局奉命在禹王城召开群众大会，将徐德聪等六十三名干部群众扣上‘改组派’的罪名，一次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