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8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布了《通告第十一号——动员全党力量加紧肃反工作，改善党与群众的关系》。通告指出： “最近从多方发觉反动在苏区大规模计划的活动，企图举行暴动，推翻工农专政的苏维埃和工农红军”，因此“严厉镇压反动是党在目前的争斗中一个非常主要的任务”。“党对肃反的策略是一面实行无情的镇压，一面要从积极方面改正党与群众的关系，在广大群众积极的参加肃反争斗的基础上，消灭反动的活动的一切其他现象。”《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11—412页。
     这个通知实际上是发动根据地地方肃反的动员令。此后的一段时间内，鄂豫皖中央分局和苏维埃政府等机构发布了一系列文件，以发动和指导肃反运动。文件要求地方肃反的范围涉及到党、政、军、群等各个方面，肃反的对象除了反革命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豪绅地主、富农分子等外，还将青红帮、土匪、流氓、小马子等列入其中。而且从文件看，中央分局对肃反的要求是相当急迫的。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和苏维埃政府的三令五申之下，根据地地方肃反很快便掀起了狂飙。
     中央分局为了紧紧控制肃反大权，在10月4日以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名义，公布了《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的组织及其与政治保卫局的关系》。这个文件连同《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法庭暂行条例》，成为鄂豫皖根据地肃反扩大化的法律依据。正是这两个法律文件，赋予政治保卫局无限的权力。政治保卫局手握肃反大权，横行乡里，为所欲为，使地方肃反发生了滥杀乱打的严重问题，几乎达到了县县肃反、区区肃反、乡乡肃反、村村肃反的程度。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张国焘支持下，政治保卫局凌驾于中央分局以下各级党、政、军组织之上。捕人名单一律由政治保卫局决定，且到地方捕人，既不与地方党、政组织联系，更不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不论是鄂豫皖政治保卫总局，还是分局，在审理所谓“改组派”、“第三党”等反革命案件中，多是遵循“要把肃反工作和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对于不正确的政治观点斗争中间去找寻反动组织的线索”，“和不正确的倾向斗争，一定能够发现敌人的组织”以及“对于地主富农或坚决反革命不能悔改的分子，加以严厉处理”沈泽民： 《肃反工作和两条路线》(1931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70—471页。等原则行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