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这套混淆了敌我界限的左倾肃反理论，那些坚持正确路线，给张国焘等人提出过批评意见，抵制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的干部，几乎全被列为肃反对象，受到重点打击。政治保卫局在审理案件时只重口供，不重证据，更没有调查研究。为了急于得到口供，对所谓“犯人”动用各种酷刑。有的人受不了折磨，就乱招乱供，造成株连一片的恶果。据记载： “中共六安县委，除两个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中共霍丘县委机关干部也全遭屠戮；赤南县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共四十八人，被捕杀四十五人；英山县苏维埃十一个委员，有十人被杀害；红安独立师，在一个晚上杀了二百多人；六安独立团有二百余人以反革命罪被一次逮捕；红山警卫团第八连从战士到连长一百余人一次被杀光；白雀园区赤卫军团长彭开尧被杀，三个营长两个被杀，九个连长有七个死于张国焘手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页。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掀起的肃反狂潮之中，根据地的早期着名领导人也未能幸免，这其中有原中共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原鄂东特委书记、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王秀松，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红十一师政治部主任曹学楷，原红一军一师政治委员、红四军警卫团长戴克敏，原六安中心县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常委舒传贤，原红十五军政治委员、红十师师长陈奇，原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文教委员会主席陈定侯，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委员、麻城县武装总指挥、群众领袖王宏学，原罗山独立团团长、鄂豫边特委委员、群众领袖郑新民，六安县指挥长毛正初，麻城县委书记雷绍全，中共皖西北特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方英另一说是方英被关押，于1932年冬西征转战途中病故。等。
     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在张国焘所谓“发现一万二万改组派也不奇怪”的奇怪逻辑下，给党、苏维埃、红军、根据地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但张国焘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却自夸说： “现在我们可以向中央报告，我们在四军中，在黄、麻、皖西的党、苏维埃和地方武装中，肃反都已得确定的胜利。”“现在的确开始了全苏区及红军的一个彻底转变，这一转变是执行中央路线之中局领导着工农群众长期斗争过程中所获得的。”“红军中的战斗情绪提高，大批工农干部加入红军，他们说，现在的红军才是真正的工农红军了。”对此，中共中央曾表示赞赏，并将鄂豫皖的所谓肃反经验加以肯定和推广，使之对其他革命根据地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尽管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是打着保卫革命利益、保卫党、保卫红军、保卫苏维埃、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旗号进行肃反，并且也利用了根据地广大群众对敌人的仇恨心理，但由于肃反严重的扩大化，也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引起了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的强烈不满，以至于引发了黄安五区，即仙居区群众的强烈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