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上旬，红四军移驻河南省光山白雀园地区。张国焘便从新集专程赶到白雀园，主持“全力来肃清四军中之反革命及整顿四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页。的白雀园“大肃反”。
     “白雀园‘肃反’闹得真凶。”徐向前回忆说，“张国焘亲自审讯。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保人，说我刚来鄂豫边时廖荣坤等同志就是营长、连长，打仗好等，以后就干脆把我甩到晚年时期的陈昌浩一边，连会也不让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 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此时鄂豫皖省委尚未建立——引者注)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被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就连王树声、倪志亮这些老同志见到我，都不敢说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159页。
     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张国焘主持的白雀园“大肃反”，捕捉了大批的红军干部和战士，搞到风声鹤唳的程度，那么中共中央是什么态度呢？
     张国焘等人将在红四军内破获了所谓改组派的情况，写成《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改造红四军路线上的错误的具体方针》，向中央作了汇报。1931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明确表示“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并认为： 红四军领导干部“占领武穴”和“截断长江”的“计划如不被许多客观原因所阻碍，而得到顺利实现时，将造成极大的罪恶，而使鄂豫皖苏区受到严重的损失”。也是在这封信中，中央给了张国焘在红军中进行“大肃反”的“尚方宝剑”： “关于肃清反革命派的工作，必须坚决的进行。在进行中必须根据阶级的立场，分别首从。严厉的处置首领，而对于被欺骗的工农分子应尽量设法使其改悔。……许继慎，中央除得到你们的报告外，并得到情报说： ‘改组派曾声称如北伐军到达两湖，许继慎部即可响应’，又许曾致信王保需担保释放其父(被我们逮捕的土豪)。据此，中央局对许应作严厉的考查。”《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1931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