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给女性带来的还有另一重苦难，就是如何处理性暴力留下的孽债。金一虹介绍，美籍医生史德蔚在1938年底的日记中记叙，几个月以来，许多不幸的妇女前来要求“卸掉”“不受欢迎的包袱”——她们都是因为被日军强奸而怀孕。
    史德蔚信奉基督教，反对堕胎，但他还是为那些妇女做了手术。他认为“遭强暴而怀孕的情况下堕胎为合法行为”。
     魏特琳的日记也有过记载，她探望过29个可怜的弃婴。他们被遗弃的原因是他们的父亲很可能是日本兵。其中有6个小家伙大概活不长了，他们几乎都有梅毒。
     魏特琳此时也希望以宗教抚平悲惨女人们心灵和肉体的创伤。在沈庆武出生后的6周内，魏特琳安排每天两次聚会，一次为成年人，一次为新生的孩子，由美国圣公会留守的5位牧师来布道。
    女人们很快学会了一些歌曲，魏特琳看到，这些女人特别喜欢唱的是《上帝，请拯救我的国家》、《我们热爱养育我们的土地》。
     沈庆武出生一个多月后，沈家搬回了原来的住处安乐里。安乐里并非“安乐之地”。日军的大肆杀戮停歇后，危险仍然时常光临。“有一天，一个日本兵来到我家，让父亲对着墙壁站着，我父亲手里提了一根棍子，不小心掉到了地上，弯腰去捡时，日本兵的枪就响了，子弹擦着父亲的头皮飞过。”父亲大难不死。
     1938年5月底，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结束了作为安全区收容所的使命。但还有大量不愿回家或是无家可归的妇女滞留在这里。魏特琳没有顾忌日军的命令，仍旧让这些妇孺留在这里，甚至打开大门，又收留了原属于其他难民营的女性。
     张连红说，这时候，安全区的概念已经不复存在了。魏特琳必须为收留这些妇女找一个理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一所大学，最恰当的理由就是开办“培训班”。
     从1938年3月开始，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创办了22个难民学员班。教育的内容从扫盲到小学、高中水平各异。随后又设立职业训练班，教给她们织手巾、袜子等谋生的手艺。9月，她又为170多个失学女青年办了一所女子实验中学。
     这些培训并不只是应付日军的表面文章，很大程度上也确实是为了妇女们未来的生计。这些教育被分为“职业科”和“家政科”。魏特琳在日记中对教育的成果很满意，却也语含讽刺地说自己“教育出了出色的难民”。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不管我多么努力不再去想，我的精神似乎正在一步步走向崩溃。
     ——1940年10月20日魏特琳给朋友的信1940年4月14日，魏特琳写下了她在中国的最后一篇日记。日记的第一句是“我快要筋疲力尽了。”此前的半年中，她在日记中多次留下过这样的字句。日记也变得断断续续，有时甚至一个月也没有写下一字。
     即便是在南京大屠杀最黑暗的日子里，她也没有流露过一丝放弃或绝望的情绪。那些人性泯灭的屠戮、虐杀、强奸……渐渐成了记忆，时间却没有冲淡亲历者的创伤。魏特琳是见证者，眼见或耳闻的那些残酷和苦难，却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激荡、发酵，渐渐压垮了她的神经。她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