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瑞芳的日记似乎可以印证张纯如的推测:“也许她真的相信了日本人的鬼话——一旦慰安所里有了这些妓女,他们将停止骚扰难民营里的未婚女子和良家妇女。” 这当然是日本军人的鬼话。
张连红1999年走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时,一位叫屈慎行的老人回忆了事情经过。当年14岁的屈慎行是南京下关区安乐村村民,当时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避难。
“有二十几位维持会人员来金女大,寻找以前做过妓女和做过招待的妇女,他们在学校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寻找,目的是想把她们拖到外面去参加组织慰安所,很多人不愿意去,都是被卡车拉着走的。这些女子大都反抗不肯去,高喊救命,但是在卡车上有人拉,下面有人往上推……”屈慎行告诉张连红。
这些被挑走的“妓女”,显然并没有起到日军所说的“作用”。魏特琳的日记显示,无论在安全区还是在其他地区,还是不断有女人被强奸,就在新年前几天,有27名妇女在“圣经师资培训学校”里被强奸。
那一年,魏特琳51岁,程瑞芳已经62岁,许多天她们和衣而眠,经常坐到12点钟才睡。她们守护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1万多名妇孺,却左支右绌,防不胜防。 “良民证”
约两百名年轻妇女来磕头,恳求我让她们留下来,而我们并没有强迫她们回家的想法。后来,当米尔斯走时,她们在他的汽车前哭泣和磕头。可怜的姑娘们! ——1938年2月4日《魏特琳日记》
1938年1月1日,日军在南京成立了伪自治委员会,命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所有行政权和钱款、米粮移交给伪自治委员会。1月28日,日本人下令关闭难民收容所,限定难民在2月4日前回家。
同时,日军规定,所有中国市民必须登记领取“良民证”,否则便认作是中国便衣队,格杀勿论。这种残酷的殖民统治,更包藏着有组织屠杀的祸心。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被设立了一个登记点。登记对象并不限于这里收容的妇孺,而是包括了周边安全区内的大量中国平民。 男子的登记首先开始。魏特琳注意到,前来登记的男子主要是老人和残疾人,“因为大多数年轻人不是逃走,就是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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