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瑞芳的日记似乎可以印证张纯如的推测：“也许她真的相信了日本人的鬼话——一旦慰安所里有了这些妓女，他们将停止骚扰难民营里的未婚女子和良家妇女。”
    这当然是日本军人的鬼话。
     张连红1999年走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时，一位叫屈慎行的老人回忆了事情经过。当年14岁的屈慎行是南京下关区安乐村村民，当时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避难。
     “有二十几位维持会人员来金女大，寻找以前做过妓女和做过招待的妇女，他们在学校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寻找，目的是想把她们拖到外面去参加组织慰安所，很多人不愿意去，都是被卡车拉着走的。这些女子大都反抗不肯去，高喊救命，但是在卡车上有人拉，下面有人往上推……”屈慎行告诉张连红。
     这些被挑走的“妓女”，显然并没有起到日军所说的“作用”。魏特琳的日记显示，无论在安全区还是在其他地区，还是不断有女人被强奸，就在新年前几天，有27名妇女在“圣经师资培训学校”里被强奸。
     那一年，魏特琳51岁，程瑞芳已经62岁，许多天她们和衣而眠，经常坐到12点钟才睡。她们守护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1万多名妇孺，却左支右绌，防不胜防。
    “良民证”
     约两百名年轻妇女来磕头，恳求我让她们留下来，而我们并没有强迫她们回家的想法。后来，当米尔斯走时，她们在他的汽车前哭泣和磕头。可怜的姑娘们！
    ——1938年2月4日《魏特琳日记》
     1938年1月1日，日军在南京成立了伪自治委员会，命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所有行政权和钱款、米粮移交给伪自治委员会。1月28日，日本人下令关闭难民收容所，限定难民在2月4日前回家。
     同时，日军规定，所有中国市民必须登记领取“良民证”，否则便认作是中国便衣队，格杀勿论。这种残酷的殖民统治，更包藏着有组织屠杀的祸心。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被设立了一个登记点。登记对象并不限于这里收容的妇孺，而是包括了周边安全区内的大量中国平民。
    男子的登记首先开始。魏特琳注意到，前来登记的男子主要是老人和残疾人，“因为大多数年轻人不是逃走，就是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