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中共进城不久，许多制度尚未建立健全，仅供给制和工资制并行就引发许多问题，更不用说从抗战时期带过来的各部门各机关用于为本单位谋福利的所谓机关生产及其单位小金库（又称“小家当”），各级主管干部大多都有涉嫌非法谋利、偷税漏税、挪用公款、损公肥私和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等的问题。哪些算是贪污，哪些算是浪费，贪污浪费的政策界限如何，一时间谁也说不清。这种情况不能不极大地束缚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手脚，使许多人畏首畏尾。负责领导华东军区“三反”斗争的陈毅就报告说：“华东三反运动一月六日实行主席限期、点名、清查的办法，已大规模的开展起来。”但是，我们“深深感觉到各级领导人，特别是中级以上，硬是推不动。以前什么运动只要毛主席一喊便千唤万灵，而这次三反硬喊不起来”。根本问题就是领导人“一部分不干净，首先害怕”。[40]
     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不管毛泽东如何号召放手“三反”，各地方及各部门领导人却还是纷纷制定标准，想要区分贪污浪费的界限，以避免乱打乱斗，使工作垮台。关于这一点，川南区党委的一个报告讲得非常清楚。它指出：各级干部中贪污现象非常普遍，但“县以下贪污现象比上面更严重，估计很多负责的县区干部要垮台。如何使三反与土改兼顾，如何使绝大多数干部得到挽救而不致垮掉，是值得慎重考虑的政策问题”。[41]显然，这并非仅仅是县区一级的麻烦问题，同时也是许多上级部门所面临的问题。不对贪污、浪费的标准做出明确的界定，就难以使众多部门的领导干部洗清自己，站出来领导运动。
     为此，华东局这时就率先提出划分浪费与贪污的四条标准，强调因经验不够或全无经验而造成的浪费，因制度未建立或在短期内无法建立而造成的浪费，和经过组织批准或决定的个人超支，以及机关生产在补助和提高集体生活方面造成的浪费，今后应加注意和改正，但对过去不必追究。只有“个人享受腐化、生活特殊及腐化性的挥霍，即是迹近贪污的浪费或由贪污而来的浪费，应特别加以审查和揭发。”[42]
     军委总政治部也明确指示西南军区说：宣布该军区后勤系统34％的人员都有贪污行为必须慎重。尤其是，“对于贪污行为和一般公私不分的错误行为，必须加以区分，并分别对待，不能把占公家的小便宜统统叫作贪污。”[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