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最终也不能不发布指示，说明：供给制干部超支，应分为个人超支和机关集体生活超支两大类。集体生活超支不能视为贪污，超支太多可视为浪费。即使个人超支，也应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合理的超支，为入城后必不可少的开支，不过尚无明文规定。这类超支如经过适当领导机关批准，则完全合法，如未经批准，只能认为组织手续不完备，不能认为浪费，更不能认为贪污。第二类为生活铺张浪费的超支，性质为浪费，不是贪污，应作检讨，并加改正。……第三类为接近于贪污的超支，应作严格检讨，立即停止这种支出，并接受适当行政处分。”至于较为普遍的化大公化小公的问题，应肯定为违反财纪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些是当事人有意违反财政纪律，有些是财政制度本身尚不健全，不能一律认为是贪污浪费。要确定各单位大公化小公是否贪污或者浪费，应根据小公的用途来决定。如果用途正当，这种错误只在财政手续方面；如果用途不当，则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属于浪费或贪污。”[44]
     对于上述种种复杂问题，毛泽东其实也没有做好足够的应对准备。如中南局和华东局均报告说：目前机关生产和小家当十分普遍。财产很多，各部、处、科乃至地、县、区，层层都有，“大的拥有几十亿元，小的也有几百万元”，很大部分被用了在少数干部身上，“而且机关生产实际上与商业投机有联系，为贪污受贿大开方便之门。从已经暴露出来的大量问题看，小家当利少害多，需要有步骤地予以取缔。”毛泽东对此亦表示一时间难以解决，只能暂时“责成原机关负责管理，并不得抽动任何人员和财产”，等待中央研究出一个包括党、政、军、民在内的切实可行的办法。[45]但不难了解的是，毛泽东并不主张给群众太多的框框和限制。他对总政治部对西南军区的批示就明确表示不赞同，理由是：“西南军区后勤系统清出百分之三十四的贪污分子是合乎事实的。目前的大多数机关部队的偏向是不愿或不知道认真去清查贪污分子。”[46]他对西南军区报告的批示是：“我们不怕贪污人数多，款数大，只怕不能发动群众斗争，不能将大中小各类贪污分子全部弄清楚。”[47]他再三告诫各级党委说：“无论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哪一机关，只要是大批地管钱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很多机关压迫民主，群众怨愤极深。有些机关官僚主义极为严重，领导者脱离群众，闹得不像样子。凡此一切，均须彻底揭发，才能解决问题。”[48]至于许多基层权力部门反贪污可能造成干部全体垮掉，毛泽东主张：“不要怕，有人接替。垮了是好的，资产阶级堡垒不垮，我们共产党就要垮。牺牲贪污分子和牺牲党与人民，二者必居其一。”[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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