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于开展反贪污斗争必要性的看法，毫无疑问是以这时所得到的相关报告为基础的。然而，这个时候东北局的报告对党政工作人员贪污腐化情况的估计还不是十分严重，1950年8个月中虽然处理了贪污分子3258人，其中党员干部因贪污受处分者，不过十分之二上下。高岗之所以相信必须马上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只是因为发现贪污现象发展的速度太快。
     据报，“沈阳市人民法院贪污案件逐年统计，一九四九年下半年贪污犯占案犯总数百分之五点三，一九五零年上升为百分之五点七，一九五一年第一季度又上升为百分之一三点二。”[12]因为这时相关报告较少，故《人民日报》社论这时公开断言，贪污问题主要发生在“承袭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贪污作风”的留用人员当中，因为他们“占了全部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九”，只有1％的“参加革命较久的人员，因其政治品质恶劣，未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彻底克服贪污腐化思想，进入城市后，又接受了帝国主义者、封建官僚、国民党反动派所遗留的恶习的影响，于是迅速堕落，贪赃枉法，营私舞弊，成为人民革命事业中的害虫。”[13]
     但是，即使是基于这样一种估计，毛泽东也还是在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提出了反贪污斗争的重要性问题。何况，接连得到的几份报告，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贪污问题的估计变得更加严重起来了。
     据11月28日中共华北局的报告称：“华北全区去年一年共处理了干部党员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者三百零三人，今年仅上半年就处理了此类案件五百三十一人。又据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去年十、十一、十二三个月很不完全的统计，贪污腐化者共一百零七人，而今年九月份一个月的贪污案件即有一百零二人。”其中，“太原市七区区委书记赵城、区长任华等，自入城以来，除集体贪污浪费、挪用公粮、公款共约折合米麦八万九千余斤外，并勾结私商投机倒把。赵城身兼三家私人商店的董事长，在私人煤窑顶有两个好汉股，并和十四家私商集股开设电磨房，已俨然成为一个有政治特权的商业资本家了。”“山西交城县长孙进才等，在移交机关生产时，大吃大喝，编造假帐，诈骗国家小米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余斤，该县政府和县委会两机关，一年来即挥霍浪费小米三十二万四千余斤。”“华北军区后勤部汽车学校政治委员李晋吾（长征干部）被有重大特务嫌疑的私商引诱宿娼，吸食料面。李发觉大同市公安局对该私商怀疑时，竟向其告密。此外，并隐藏特务恶霸的儿子，伪称叔侄关系，终至畏罪携公款三千余万元潜逃。”[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