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看到这一报告对我说：“对，你让他回去，做得对”，“这样的事，谁也办不了。苏军已撤，苏方也没就此事来找什么麻烦；而且我和苏方也没有司法合作协议，苏方也找不上我们，况且事过境迁，无根无据，也够不上国家间的交涉。就是苏联官方找上门来，我们还得替中国受害人、被告人辩护几分。所以我说，这孩子是个神经病。他到我们这里投案自首何用？乱弹琴。他明天不来，就算结案，不再理他；如果他来，就开导开导他。
     “可告诉他，我们很忙，他还有什么事，可去找市政府。一、对他投案自首一事，可表示，他这样做不错，但要给他指出，杀人是犯法的。即使杀人报仇，也是杀了人。这在解放区是违法的。但是，苏军已撤，无人追究此事。对他的投案，目前我们不予受理。二、目前我们国内的战争局势十分紧张，东北的各大城市有待解放，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很多。希望他好好学习，轻装前进，尽快投入社会工作，不要再去胡思乱想。”
     第二天，我按上述精神向小王谈了。小王还挺高兴。他一再问我，“你的这些说法，是否可看成是政府对我的忠告？如果是，我就很心安了。”我明确告诉小王：“是。”
     杀人自首一案就这样草草了事，看上去，似乎有些不负责任，但在当时战火纷飞的时期里，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在当时，除了具有影响全局的涉外事件外，像这类个人仇杀事件，谁也管不了，只能可推就推，可搪就搪，别无他法。
    但是，苏军在东北的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和肆无忌惮地拉走大批财富这两件事，给当时一代东北人留下的坏影响，一时难以消除。
     当然，半个多世纪都已经过去，老一辈的人对苏军的这两件怨恨，虽然在脑子里逐渐在淡化、在淡忘，但对苏联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既高举国际主义原则，又高唱无私援助弱小国家，却如此对待自己的这个穷邻居，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正因为以上种种因素，有不少人对中央提出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