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实在话，当时，我们也不能不面对现实。
     当时虽说有人建议，中国走第三条路线，不靠苏，也不靠美。这种提议，只能是事后传说而已，查无实据。又有人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提出要北上见周恩来，周也同意。实际上，美国大使根本就没理这个茬，没有北上。反而，美国当局对新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施压、封锁政策，欲把中共政权窒息在摇篮里。在这情况下，新中国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采取“一边倒”政策，又该怎么办呢？！
    “一边倒”是短命的，没过几年，中苏两国关系由友好急转恶化。
     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他以大国沙文主义姿态，无视中国主权，向我提出建立海军共同舰队等无理要求，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他的要求当即为毛泽东所拒绝。
     此后，苏联便采取了破坏两国关系的一系列措施：片面撕毁两国签订的经济技术协定；单方撤回全部在华专家。赫鲁晓夫办的这件背信弃义的蠢事，遭到中苏两国人民和世人的鄙视。
     从此，中苏两国在思想领域里，展开了一系列文字战。我中央指定由康生主持一个写作班子，专写文章批判苏方的修正主义，曾写出了震动全球的《 九评 》。从“一评”、《 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到“九评”、《 关于赫鲁晓夫的伪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以答复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而苏共也不停地发表文章对中共进行还击。双方文字战尖锐苛刻，两国关系也随之进一步恶化。
     然而，最值得提及的是，中苏两国人民的传统友情，仍然没变，并没受两党文字战的影响。不论在北京，还是在莫斯科，两国人民仍然一如既往，坚持保持着睦邻友好关系，谁也看不到两国民间有过什么反目气氛，反而彼此心照不宣，照旧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