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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刚才谈到，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历史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观点的依据是什么? 余杰:知青问题的形成是有着较长的历史了。现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要把“文化大革命”前后的知青区分开来。在我们新中国建立以后，据史料记载最早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1955年。那时的情况肯定是无法与“文革”中的上山下乡相比较的。那年的8月30日，60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自愿到条件艰苦的黑龙江省农村去垦荒。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形成高潮，这样的举动理所当然会得到中央的鼓励。为此，在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在为郏县大李庄乡合作化经验的按语中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这就是一条很着名语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时候被广泛采用。在“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无论是规模上还是历史的影响上都是无法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比较的。关键是那时还没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没有领袖们决策时复杂的政治意识。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到了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编者按中披露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就是着名的12·21的“最新最高指示”。这个指示就像紧箍咒套在上千万知青的头上，演绎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的大迁移。整整十年，毁掉了中国的一代人的命运，形成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根据记载，在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发表以后，全国大中城市上山下乡落户的知青，已超过“文化大革命”前10余年知青总数的几十倍，数百万大中学生浩浩荡荡地奔赴祖国内地和边疆的广大农村。到1978年10年中，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累计达1700万人(年均达160多万人)。1700万人的大迁移，这在世界史是都是罕见的。 在我们云南，开始来的知青是到建设兵团或插队落户，后来兵团变成国营农场。在这十年中共计有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的知青10万余名。到1978年底云南农场知识青年“回城”事件发生前，还有7万多知青留在农场。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诞生与“文化大革命”时的军垦兵团。由于毛泽东历史性的错误，造成了从1966年开始的全国大动乱。到了1969年3月的时候，我们与前苏联的关系到了一触即发的严峻时刻。要“反帝反修”，而且“反修”是第一位的，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当然，向北方的邻邦前苏联的“宣战”是不可避免的。“珍宝岛”事件爆发后，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备战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这真是内忧外患啊，国家到了很危险的时刻。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969年初到1970年，在原有50年代组建的新疆建设兵团的基础上，新成立了黑龙江、内蒙古、甘肃、广东、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11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3个农垦师。全国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同时备战，过着准军事化生活。我们云南的兵团分布在与越南、老挝、缅甸交界的4000多公里的边境沿线。当时昆明军区抽调军、师、团、营、连、排各级干部2000多名，以原云南国营农场为基础筹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0年3月正式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下辖4个师、22个团、94个营、805个连，兵员共计20万人，其中知青11万人，约占兵团总人数的55%。一直到1974年6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被撤销，成立了云南省农垦总局，各师改为农垦分局，各团改为农场，实行企业管理。 在这个期间，知青在云南各个地方的处境十分糟糕。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这个时候，和国家一样出现了转机。1976年10月初，“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各个战线都在拨乱反正，为毛泽东的错误付出代价。特别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开展，使得我们迷茫和困惑的思维得到了新的解放。许多以前不敢说不敢想的问题和话都提了出来。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这样的春分已经在云南边疆的土地上开始了萌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云南农场知青丁惠民写了封《给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引发了农场知青为回城采取了罢工、绝食、卧轨、北上请愿等行动，一度在社会各界和各级领导中引起很大震动，也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所以说，我们这件事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最终的结果是国家满意、家长满意、农民满意、知青满意，是顺应了民心、党心，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从此，不仅仅是知青，而且是整个中国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