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是按照当时的惯例， 周恩来便受毛泽东的委托，很快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精神及具体的“统筹解决”办法。6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1973年第21号文件，转发了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随同下发的还有“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和《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7月，国务院主持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制定出一些“统筹解决”的具体办法，24日形成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8月4日，中共中央以30号文件形式转发了这个报告，要求各地“严格全面地(对知青问题)进行检查，抓紧解决目前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 由于它是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上山下乡正处于高潮时召开的一次会议，因此对于问题的解决是相对的，不可能终止这场运动。相反，会议还要求要作出长远规划，继续大规模展开，并对上山下乡政治意义的认识越拔越高。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在五六十年代涌现出的如董加耕、邢燕子、侯隽、金训华等大批知青英雄和先进典型的基础上，又在七十年代涌现出一些“敢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立志扎根农村的“好青年”，如柴春泽等，并在全国知青中掀起了一个“扎根”、“决裂”的浪潮……  到了1976年2月，距逝世仅有半年多时间的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报告上再次作出批示：“知青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然而，只有中止上山下乡，才是解决知青问题的根本办法;而中止了它，又无疑会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就是在这种矛盾困惑中，带着深深的遗憾，毛泽东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为什么是这样的结局呢?关键还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无论是在指导思想上还是在具体的实践中都错了。毛泽东那时最为忌讳的就是不许有人反对“文化大革命”。恰恰诞生于这个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了，岂能否定。最多做些局部的调整已经是尚尚大吉了。可惜，历史就是这样，错过了最佳的机会就会带来无群的严重后果。 对于上山下乡如何评价?我感到中共中央党校的金春明教授，作为“文革”史的专家有过一段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了知识本领以后，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改造祖国，建设祖国，这是完全需要的，这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五十年代需要，六十年代需要，九十年代也还需要，中国富强都需要。但是，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来搞，它不需要，而这个运动今天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它是逆向运动，它是反现代化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需要现代化的，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种全国性的运动，它是逆向的，它是反现代化的。因为从社会的要求来讲，越是现代化，职业越需要分工;越现代化，农村的、农村青年的人口，就要往城市里来，现代化的过程和城市化的过程是联在一起的。(上山下乡运动)就社会发展来讲是逆向的，这种东西是违反人类社会发展总潮流的……” 金教授认为：“要到共产主义就要消灭三大差别，三大差别中有个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这两个差别怎么消灭?是用什么办法消灭?是把体力劳动提高到脑力劳动这个水平使它来解决，还是把少数脑力劳动拉下来，拉到工农那个水平来解决?拉下来是一种逆向的方法，是左的错误办法。而我们在六十年代，在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恰恰采取的是拉下来的办法。中国知识分子是少数，从来就是少数，文革中真正够得上知识分子的，大概就两三千万人，在当时整个八亿多人口中，它是绝对少数。结果把这少数人拉下来，这个办法也是逆向的办法，是反现代化的办法。这个办法的结果不能解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只能降低了全民族的文化水平。” 金教授说：“差不多十年，一千八百万青年，十年中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度过，这个代价太高昂了，我们这个民族付不起。对于一个青年来讲，自己人生(最宝贵)的十年，他付不起，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讲，也承担不起，投入太高，产出太少，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不能再搞了。” “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使我们的国家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事实。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发生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是历史的反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