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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还在云南的农场。记得我和知青朋友们天天坐在连队的操场上听广播喇叭里播放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联播节目。听的是作家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那一句“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小说里讲到的几个人物，如石红、谢惠民、宋宝琦，这些带血带肉的呐喊唤醒了我们的心灵。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篇小说时，我们围坐在广播喇叭下听着，有的朋友掉下了眼泪，大家都在思考着一些本来想也不敢想的问题。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文化大革命”有没有必要?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上山下乡真的能解决中国下一代不变质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会落后与世界各国?不是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而恰恰是我们自己还这样苦!等等。那个时候最好的气氛就是人们开始可以讲真话了，当然我们更为关心的是自己的命运。在学习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李先念的话，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对于我们很震惊。这些年来，我们在报刊上，电台里看到和听到的都是“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宣传。而实际上呢?工人可以不上班，农民可以不种田，学生可以不上课。卫星上去了，红旗有可能落地。那个荒唐的年代荒唐的举动，只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才会发生。为了什么?现在的解释是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要打到刘少奇，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天晓得，中国就根本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一下子这么多没有读完初中、高中、大学的年青人到那里去?有什么地方可以解决这些人的就业?唯一的办法只能把这一批人统统发配到农村和边疆去。既解决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又使“文革”中冲锋陷阵的一代人，在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历史使命以后离开了城市，消除了城市的不安定的因素。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毛泽东的原意，现在无从考证。但是历史就是这样写下了这一页。 把这一页历史翻过去的人是邓小平!就像他在评论毛泽东时说的话，如果没有毛泽东，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一样，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邓小平，我们至今还在贫穷和落后中挣扎! 包括我们云南知青的这件事，邓小平为此作了许多指示。在关键的时候，正是邓小平的“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工作，不应压制”才使我们在云南知青大返城的许多关键时刻，似乎有一种来自上层的力量在保护着我们苦难的知青。今天我们终于明白了，就是这四个字----“不应压制”。凭着邓小平在当时国内的崇高威望，这样的“最高指示”到了下面谁敢违抗!“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们知青今天的一切。”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过分。 这就能够解释丁惠民们在一开始就会写信给邓小平的原因。这就能够解释知青们从一开始就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的原因。今天，当年率先起来写信的丁惠民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邓小平确实是个讲求实际的人，点明了问题的根本，不就是穷嘛，生活没搞好，所以知青不安心闹着要回家。我们知青真的要千谢万谢邓小平老人家了。“不应压制”，四个字挽救了多少知青的命运啊! 当然，要我来评价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这个题目实在是太大了。中国人民的心里有着最为公正的评价。 记者：那时，在北京要召开三中全会了。1978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而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云南知青大返城的事件，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还是意见偶然的突发事件呢? 余杰：云南知青大返城这件事是当时必然要发生的。这是从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表的关于知青上山下乡指示以后的一种必然的结果。上海知青周公正写的《云南知青终结上山下乡运动探析》一文中分析了这个原因有四点理由，建议你可以去看一看。 从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来看，当时我们在农场的心境是一种绝望的心态。到底要在农场待多少年才算个了结?知青都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该怎么办?农场的前景又在那里，这没完没了的艰苦生活要到哪年哪月才能结束?大家都很苦恼。而在这个时候，在北京、上海探亲回来的知青朋友带来了许多新的信息。尤其是北京居然出现了“西单民主墙”，上海人民广场成了自由辩论场所。从那里传来的许多令人震惊的消息搅动着我们知青的每一根神经。“四人帮”的粉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国家开始了开始全面的拨乱反正和落实各种政策的进程。特别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以后，尽管我们还很不理解这个讨论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感受到了思想解放的信息，感受到了实话实说的风气。记的当时的《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在我们知青中广为流传，真是开巧了我们麻木的神经。我们开始在思索这样的问题：谁来关心我们知青呢?我们应当怎么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