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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在我们农场已经有一些知青离开了，都是通过各种渠道走的，最主要的还是有权有势的人的子女。而留下来的知青只能无奈的沉默、无助的相望和无声的愤怒。1700万知青啊，背井离乡，远居天涯，只是多么违背人性的举动啊!不出事才是很奇怪的事情了。全国几百万个家庭，家家户户都有一本帐啊!都可以拨乱反正，就是知青的问题不能吗?所以，云南知青大返城这件事是迟早要发生的，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沉重的历史，“文革”的恶果 记者：确实，我们在回顾知青的历史的过程中看到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你认为造成这样的后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余杰：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感到最主要的还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30年前我们就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否定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今天在知青这个问题上还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一生最为悲哀的一笔啊。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我这里只能谈谈自己的一点感受。记得我们在1970年到云南农场的时候，首先的感觉就是很“左”。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的军代表叫宋天明，就像一个太上皇，凶的很。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祸害的重灾区。什么“划线站队”、什么“痛打落水狗”等等。在我们云南农场“奸污女知青”“吊打捆绑男知青”其惨烈程度在全国农垦系统是首屈一指的。1974年的时候还枪毙了几个现役军人。据现在可查阅到的材料看：我们当时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1973年因病残退回原地1596人，擅自返城647人，因公死亡31人，判刑52人，判死刑1人。这里不少是冤假错案。说到奸污女知青的事就更加厉害了，据当时的统计，云南兵团4个师2个独立团发生奸污女知青案件139起。以至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都很震惊，怒斥“这是国民党的行为”。还有就是知青的非正常死亡。我就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在这片土地上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到我们返城的时候，我们云南的知青在那里死了有1500人，其中上海知青有近千人。 最终使我们知青开始“造反”的原因还有艰苦的生活环境，恶劣的劳动条件，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我们刚去时候，就赶上了东风农场的大扩张。从原来的六个营(就是后来的分场)一下子扩展到十五个营。到处是“大干、苦干、拼命干”“活着干、死了算”“要胶不要命”的极左口号，连年的“大会战”。吃没有吃的，住是住在茅草房里。你干不动就会遭到无情的批判。这使我们这些17、8岁的年青人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生理上都获得了一种毫无人性的摧残。年复一年的“破草房”、“盐巴汤”、“烂泥路”，那里是我们希望的尽头。现在想想实在是有点后怕。物极必反，这是一个真理。压得太久了就会反弹。云南知青的大返城是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一种反抗情绪的大释放，是谁也无法阻挡的。 记者：那么，全国各地有许多知青，为什么是云南的知青率先起来呢? 余杰：这里有许多的历史原因。刚才说的是一方面，另外，也有我们云南知青的许多别的地方的知青不具备的条件。比如，我们云南的知青形成有特点。在我们云南农场有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各地的知青。就像一个小社会。 记者:真如你介绍的那样，知青的问题是与“文化大革命”密切相关的。其实从现在披露的一些材料来看，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家还是想解决知青问题的，为什么最终的结局是这样的? 余杰：我感到这个问题提的好。毛泽东把知青放到了农村，就像我在前面讲的，这是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要干什么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可能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峻性，这是涉及千家万户的事啊，毛泽东不得不作出一些姿态。比如，1973年李庆霖给毛泽东的“千言书”，提出了知青的问题。这封信，经多方周转，终于到达毛泽东手中。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类似事件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庆霖的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使毛泽东、党中央和国务院，直接、真实地了解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并开始着手解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