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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道光、咸丰年间，将领占用兵额的数量“多至数倍”，且大多并非供其差役，而是将“占用之兵，俱由己包揽，令其自便，名为署差” (2)。亦即让士兵个人外出经商谋生，将领趁机侵吞一半兵饷，只把一半兵饷发放给“署差”的士兵。对这种变象经商牟利的手段，各省绿营将弁大都竟相效尤，成为朝野咸知的军中宿弊。 上述经商活动皆严重违背清朝军律，但因其收入或为将弁们迎来送往、送礼宴饮之用，或直接落入个人腰包，成为其灰色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受到各级清军将弁或明或暗的指使和纵恿。多年相沿成习，难以取缔，竟获得了某种“合法”或“半合法”的地位。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3、官兵个人的非法经商活动。这类活动亦属明令禁止之列。 但甘因为清中後期八旗，绿营士兵和低级军官经济地位急剧下降，仅靠每月有限的薪饷，难以维持生活，大多数人不得不私下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统兵将领深知内情，也往往抱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任态度。在驻防各地的八旗部队中，私下经商者数量也不少。如太原驻防“马甲文英阿，在汉城开设歇店(即旅店)，凡宵小皆藏匿其中” (3)，在非法经商的同时，窝盗为匪，坐地分肥，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社会秩序。与八旗兵相比，绿营兵薪饷更低，大都仅够个人糊囗，不能兼顾家属，因此违禁“兼习手艺，或做小贸供籍帮贴”的现象也就更加普遍。清军中也有部分兵弁盘剥重得，私放营债，甚至开赌抽头。在赌风极盛的广东，“乡村草，到处聚赌，因之文武弁员皆有规费”。咸丰年间曾有“署新会江门汛千总梁北咸与武举陈元功，以争索赌规，互相把持，至於聚众斗殴” (4)。另一些清兵本来就是做小生意出身，只是为了领取一份虽然微薄却旱涝保收的饷银，才花钱托人补上这份第二职业，投军当兵，平时值班当差，其它时间仍开店摆摊，或做木匠、篾匠、裁缝等。据鸦片战争期间当过定海县令姚怀祥幕友的王庆庄透露：定海镇“额兵愈万，後减至二千馀，承平日久，隶兵籍者，半系栉工修脚贱佣，以番银三四十圆，买充行伍，操防巡缉，视为具文” (5)，在紧张的战争前夕尚且如此，平时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如果说普通士兵和低级军官以维持生计为经商目的的话，高级将领经商则明显是为了大肆搜刮钱财。仅以鸦片战争前和战争中担任直隶总督、两广总督的琦善为例，清廷将他革职抄家时， 发现他共有出租土地252晌另17亩，每年可收租银2000馀两;有面多间，每月可得房租962吊228文、银51两。他还违抗禁令，於道光初年跟山西商人合资，在天津、大沽等处开设义和、全和、时和3家当，资本6万串钱，指使家仆王幅出面立合同，管当。湘、淮军兴起後，高级将领经商敛财之风更盛。淮军统帅李鸿章死後留下的遗产，仅在安徽各地及上海、扬州、南京等地，就有庄田17处以上，房产19处以上，当铺1处。 其中许多土地、房产都与当铺一样，用来经营获利。经商成为他们贪赃受贿之外的又一条敛财致富之道。 4、军人执法犯法、走私护私活动。在清代前期和中期，清军扮演着国防军`、内卫部队和警察等多重角色。海关缉私、设卡缉拿私盐也属於其职能之一。但一些腐败的清军官兵身披执法者外衣，却干着贪赃枉法，运私、贩私、护私的勾当。负责缉查私自贩运食盐的官兵常常获盐肥己，故纵盐枭。 如1838年，湖广总督林则徐在一道奏折中谈到宜昌镇左营外委黄帼祥“先获无贩私盐二起，共一百八十一斤，起意卖钱入己，并将盐十九斤自行留食，後又获有私贩吴癞子一起，将犯纵逃，留盐二百八十斤与兵丁邓大治等变钱分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