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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同舟当协力 金庸是优秀的小说家、企业家，亦是极具理性精神的政治活动家。自上世纪70年代末始，金庸便成为政治圈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应邀加入香港廉署社区关系处市民咨询委员会，与首任廉政专员姬达接触频繁。姬达向当时的港督麦理浩推荐金庸，就中国问题提供意见。撒切尔夫人首度访华，途经香港时，麦理浩总督安排金庸单独会晤撒切尔夫人。港督麦理浩和撒切尔夫人的顾问、翻译及随员都没有参加此次会晤。1981年，英国女皇特别授予他OBE勋衔。 金庸思路明晰，在对政局预测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拥有一大批“金迷”。这源于他办《明报》时每天必须写作的政论。他的政论文笔法犀利，透露出敏锐的政治眼光，因此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人们有着极强的吸引力。 在邓小平会见金庸前5个月的1981年2月20日，金庸就对香港回归问题发表了著名的政论文章《关于香港未来的一个建议》，提出了三点主张：一、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二、香港现状不变;三、中国如决定收回香港应在15年之前通知英国。事实上，这三点都一一得到了应验。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邓小平会见金庸时，香港问题还没有公开提出来，但邓小平在交谈中明确告诉金庸，回到香港告诉你的朋友，对他们说不要担心，生活不会有大改变。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讲话，就实现祖国和平统一问题提出九条方针政策。此后不久，邓小平把上述方针明确概括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正确道路。接着，邓小平又提出“一国两制”同样适用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 1981年12月26日，金庸在《明报》社论中指出，中国政府将会在1997年之前的15年宣布对香港行使主权，并宣布香港的现状维持不变。事实确是如此。金庸的政治预测源自于他的天赋，更来自于对现实的把握能力。 步入晚年后，金庸的政治生涯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1986年4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成立了起草基本法的五个专题小组。金庸作为香港方代表，与我国法学家萧蔚云共同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专题小组(三组)负责人，还同时担任经济专题小组(四组)的成员。作为中国政府任命的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的重要成员，金庸受到了邓小平的四次集体接见。 1988年，金庸和查济民联名提出的“香港政制过渡应实行循序渐进的民主选举的主流方案”(亦称“双查方案”)，以及他的关于今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论文，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为后来香港《基本法》的制定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后，试图以“政改”把香港搞乱，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制造混乱。金庸马上笔战彭定康，以《功能选举的突变》等一系列政论文章予以回击—— “……因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建议而引起的剧烈争议，香港人忧心不安。彭定康先生建议的主要内容，以及香港社会上的辩论争执，在五年前的1988年，事实上曾经大同小异的出现过。其时香港有一群人要求九七年后加快发展民主的速度，要求立法局议员全部由直选产生，反对功能团体的选举，反对循序渐进的发展民主，此后引致游行烧报纸，烧基本法草案……但基本法既已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当时伦敦和香港当局都公开表示满意与接受，一切争议都已由法律条文正式解决了。为什么忽然又要将已经解决了的争议用另一种方式再提出来呢?全世界都注视着香港，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之后，决不能在政治制度上立即急速大改，以致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准降低。” “民主制度循序渐进的发展，经济可确保繁荣兴旺。全面直选的到来迟得十年，决不至于拖垮经济。香港数年内还经受不起南韩那样的街头流血，台湾那样的立法会议内的殴打武斗。” 金庸在文章中明确指出，港英当局的所谓“直接选举”，实际上是希望在1997年之后为“港人治港”留下一个混乱局面，从而破坏中方顺利恢复行使主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