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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宫廷宴乐一项，按规格就有大宴、中宴、常宴和小宴之分。筵宴之前，礼部要开具预宴官员职名、画位次呈报皇帝阅览，皇帝批准后将所画宴图悬挂于长安门示众，然后由光禄寺按鸿胪寺所开送的职名、班次制作贴注，以官品次序贴于筵席席端。宴席开始，宫廷教坊司需跪奏一曲“炎精开运之曲”，这时所有预宴官皆跪，待皇帝饮毕，文武百官四拜而起，回到座位，各序班官员方进群臣酒盏(群臣自第二爵起方可饮酒)。从第二爵酒开始，皇帝饮酒时群臣不必下跪，但需候皇帝举饮后，群臣才可自饮。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明代中期，也正是朝野上下华夷有别，怀柔四海之天下国家观形成的年代，如果适逢周边各国贡使来京赴任、离职或者佳节华诞，即要于玉河西岸新建的乌蛮驿会同馆举办“上马宴”或“下马宴”款待。贡使在京师朝贡期间，如遇朝廷大型筵宴，也会受邀参加，在宴会之日，由三名引通夷人员通事序班引领，于殿外丹墀入座，对于朝鲜国贡使的招待，因其渊源和恭顺，而与其他朝贡国有别。朝鲜贡使被安排在殿内东面第七班入座，大宴时有条不紊的饮酒进食，盛大的歌舞表演，动辄上千的预宴人员，这种展示天朝富强盛景，宣威于“外夷”的豪奢之举，带给贡使们心中的震撼自然可想而知。“承纶押宴太监来，随例尚书许赴陪。仙乐方陈朱翟舞，宫壶催进紫霞杯。”万历年间入贡的朝鲜国贡使崔演书写的这首《会同馆赴宴》，就是此景最好的写照。 壶中岁月长——酒与中国士人的精神世界 在中国文人士大夫中，饮酒之风虽然兴起于汉代，但只有到了东汉末期与三国魏晋时代，才成为精神生活的重要特征，并与创作发生紧密联系。到了东汉末年，学阀名士之间的聚会，也要以酒为触媒，号为“江表八骏”之一的荆州牧刘表，为了使饮宴不拘一格，特地制作了三座特别的酒爵，“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其容量分别达到7升、6升与5升。而雄踞河北，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满天下的袁绍，为了在盛夏三伏避暑，召集子弟与文武于山水幽静清凉处昼夜酣饮，“极醉于无知”。从而使“南荆三雅之爵”与“河朔避暑之饮”一同成为东汉末年酒史上的佳典。 魏晋时代，政治变故频繁，社会动荡加剧，传统士大夫一方面以玄学清谈逃避现实政治，一方面求助于药石醇酒，以放荡狂怪之风自我标榜。著名汉魏文学史研究家王瑶曾在《中古文学史论》中评述说，士人对现刻的生命更觉热恋和宝贵，放弃了祈求生命的长度，便不能不要求生命的密度。放浪形骸的任达和终日沉湎的饮酒，是由同一认知推导出的两种相关行为。 《晋书·阮籍传》中所说，阮氏“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所以最后选择了“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阮氏曾因步兵军中厨营有佳酿三百斛，而毅然出仕，担任步兵校尉;而同为竹林七贤中最年轻者，与阮籍为忘年交的王戎，也是阮氏放诞饮酒风格的忠实追随者，《世说新语·任诞》记载说：“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与王安丰(王戎)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然而最为惊世骇俗的莫过于《酒德颂》的作者刘伶，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命仆从手持荷锸跟随，任意而行，叮嘱其“死便埋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