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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已发生了变化。1962年4月，新疆塔城、裕民、霍城三县发生6万余居民逃苏事件，下半年，中央再次提出狠抓“阶级斗争”。深圳河边放宽政策再度收紧。 5 “反偷渡的红旗村”，青壮年逃了大半 从1963年搞“四清”运动开始，到1976年“文革“结束前，偷渡问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跟“阶级斗争论”挂钩。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背景下，结合到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问题，宝安县决心在梧桐山上的西坑村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轮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连田头的井水边，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牌。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 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每天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此外，文艺工作者还排演了戏剧《仇恨》，讲述一位少女偷渡香港后与流氓结婚，最后染上梅毒惨死街头的故事。在场观众无不被之感动，这时候，事先安排好的人就会出来，带领观众高呼口号：“逃亡香港死路一条!”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可是，口号喊完了，肚子的问题还是要解决，知青的困顿仍然未解开。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最终还是守不住。 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在一次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的演出中，帷幕拉开，竟找不到饰演主角李玉和的演员。事后一查，方知其人原来已经跑了去梧桐山的那头———香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