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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撞高墙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一演就是30年。 1956年前后，深圳地区已基本建立起完备的边防管理体系，包括军事警卫制度、清理并迁离边境地区危险分子、划设边防区、实施边防区居民证和通行证制度等。但粤港两地多年来的天然联系仍持续不断。 1957年春节期间，粤北大水。边境地区成千上万港澳同胞“衣锦还乡”，对内地受灾群众刺激很大。这对饱受整风整社、开会斗争之困的广东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偷渡外流渐成趋势。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由于当时粤港两地实行对等限制入境，使得以陶铸为首的广东省委感到非常为难：“本来香港殖民者限制入境是人民与香港殖民者的矛盾，反而造成我们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尖锐化。” 6月，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王志向省委呈递报告，认为应该从宽对待，报告还提出设想：“目前国内尚不能完全消灭灾荒和失业，我们既然不能包起来，去香港打工这条路就不应该堵死。” 于是，广东省委决定大胆制定放宽群众出境赴港的政策。该报告很快批准了：允许群众自由选择沿边、沿海的适当地方出口。这是自新政府成立以来，大陆第一次向香港实行“放宽”政策。据省公安厅提出的“意见”，放宽范围更包括“珠江口以西靠近澳门地区，包括广州、佛山、珠海等11个县市”。 但由于保密措施不严，东莞县提前透露了这一消息，并迅速蔓延至宝安县、惠阳县等边境地区，掀起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偷渡外流的第一个高潮。这就是“大放河口”事件。 仅仅两三天的时间，各地群众蜂拥来到宝安，情况变得不可控制。福田上沙农业社第一生产队，15个男人跑了13个，不久连剩下的两个也逃了。在最为严重的7月，东莞每天成群结队的人向边境偷渡，晚上更达上千人。两个多月时间，内地外流劳动力6千余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