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of 9周佛海甘当汉奸,但绝对没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成立伪政权后,他在日本人默许下,做诱降重庆政权,谋取“全面和平”的联络工作,同时不忘瞒着日本人和汪精卫,向重庆时时表明自己的“苦心为国”的合作意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预感到日本必败,更是频频向陈立夫、戴笠、顾祝同等人示好,如出面保释被捕的国民党要员、搞物资交换、在自己家中设立与重庆的直接联络电台、允许国民党特工在自己身边公开或秘密活动等。因其所处地位重要,国民党也对其积极争取,戴笠利用周对母亲的孝顺之情,将其母关押在息烽监狱进行要挟;陈立夫要周“暗中布置,以备将来去汪(汪精卫)”,蒋介石也给周写“知名不具”的亲笔信,要他“暂留敌营,戴罪立功”。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和情报机构也对其进行过劝导、策反。日本宣布投降后,周佛海第一时间向蒋介石拍了急电,表示他愿以“完整的上海奉给中央”,并乘机向蒋表忠心说:“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后,宁愿死在主席之前。”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令其负责维护上海、杭州一带治安,在阻止新四军武装收复沪杭地区上发挥了不小作用。经此种种,周佛海自以为高明,俨然以抗战的“有功之臣”自居。 在重庆被关押期间,他与沈醉争辩“汉奸卖国贼”的称号:“说我们是去当汉奸,我们承认,有时也感到这两个字的可耻。但说我们是卖国贼,杀了我我也不承认。因为我们无国可卖,只是替被敌人占领了的国土上的老百姓做点事。这些国土是敌人交给我们,怎么反而说是我们卖掉的?”在法院审批时,面对法院对他“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起诉,他强词夺理地称自己最初是“通谋敌国,图谋挽救本国”,后来是“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