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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春，周佛海京都帝国大学毕业之时，正为找工作操心，理想是当北京大学教授或商务印书馆编辑，月薪有150大洋便“心满意足”。“到政府机关去运动一官半职，既然不是我的志愿，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应为。”不料恰逢国共合作，机会从天外飞来，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以每月200大洋的高薪，邀请周佛海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以每月240大洋的高薪聘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面对高薪厚禄，周佛海轻而易举地改变了志向，欣然投向政坛。面对其后国共对立局面的不断显现，他又继续为戴季陶、邹鲁所笼络，投向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越来越大，离心倾向日益加重，拒不参加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周恩来亲自上门做周佛海的思想工作，但他一意孤行，还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了一封长信，声明退出共产党。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4 of 9脱党之后，周佛海与广东大学几名教授一起创办了《社会评论》杂志。创刊伊始，周佛海便发表《中山先生思想概观》一文，提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物的条件和人的条件，都不具备，因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同年8月，周佛海将此文印成小册子，戴季陶特地写了《再版序言》，说:“我常说‘从社会进化史的见地，研究两先生(指马克思和孙中山———笔者)的思想，可以说，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是第一原则，马克思的经济史观，是第二原则。用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可以更证明中山先生民生史观的真确，而不能减少中山先生思想的价值'。佛海先生在这一点，和我所见，大概相同。他能看到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更深刻博大，这是特异于一般盲信马克思者的地方。” 周佛海还发表《反共产与反革命》、《再论反共产与反革命并答中国青年》等系列文章，辨析他的“反共产”观点与“反革命”的不同，意在证明自己的“革命”。他对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说:“共产党的任务是国民革命，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中国现在要以整个民众的力量，打倒封建军阀，要以整个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现在，并不需要农民对于地主，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以共产党应该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以全力来参加国民党的国民革命。”这一观点，应该说是相当部分国民党员的主流看法(陈公博回忆他与鲍罗廷的论战，也大同小异)，也说明周佛海已经完全脱离了共产党员的立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