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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在回忆文章中用大块篇幅追述这段往事。“这是我生死关头，所以这一段特别写得详细”。后怕之情，溢于言表。当时审理他的上海“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群，后来也成为汪伪政权高官，周佛海对他大加拉拢，但私下对儿子谈起来却“旧嫌未消”，称陈群恨不得杀了他，但因杨淑慧的营救而没有成功。这段“国共皆欲诛之”的经历对周佛海的影响，一方面是了解到投靠“实力派”的重要性，一方面也知道“得罪谁都不行”，这也许是他最后成为“日、伪、中皆曰可用”的“骑墙式汉奸”的思想根源之一。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日、伪、中皆曰可用 蒋介石回南京后，周佛海又被任为新黄埔军校的政治总教官。惊魂初定，他又开始撰写《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打算奠定自己“三民主义理论家”的身份，向国民党表明自己的忠心。 周佛海作为蒋介石的“文胆”之一，与邵力子、陈布雷、陈立夫等一起参与机要，起草公文，过“半军人半文人的生活”，颇得蒋的信任。蒋介石建立“中统”，周佛海与陈果夫、陈立夫同为领导核心;蒋建立“复兴社”(后改为军统)，周又被指名为该组织最高级干部之一。与一众幕僚同事，也交情颇深，抗战后周作为汉奸被逮捕之后，陈布雷、陈立夫以及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方都出力为之求情。但作为“半路出家”的幕僚，他虽时有升迁，但地位仍“半红不黑”，较有实权的职位不过江苏省府的教育厅长，与野心相比，自然感觉“很不得意”。据其子周之友在《我所知道的汉奸周佛海》中回忆，他对儿子说过:“我在重庆很不得意。自从脱离共产党后，我当过国民党政训处处长，也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现在当国民党宣传副部长，和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心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外一条道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可以说，周佛海的卖国，首先是追求自己政治上的野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