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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一种说法，周佛海之所以敢瞒着蒋介石和日方谈判，是因为周佛海“研究”断定蒋介石的真正态度是“主和”，“由于举国上下高唱全面持久抗战，蒋先生不能不附和，而且比别人的调子更高，以便压服反对他的人，争取舆论的支持，蒋先生是被逼迫着走上他不愿意走的路”。周佛海决定“以自己的胆识，把蒋先生的做法反过来加以灵活运用，等决心和平后，再向蒋先生报告”。事实上，蒋介石在知道高宗武等私下谈判时，也并非对之进行处罚。出逃之前，汪精卫和周佛海都各留下长信给蒋介石，强调自己是“曲线救国”，“从敌人手下去拯救人民”，“不惜牺牲个人名节去为沦陷区人民做点工作”。1945年元旦，周佛海致信蒋介石，称:“五年以来，职临深履薄，无日不焉如捣，凡奉钧谕，辄竭驽骀……处身虎穴，一切策应反攻之工作，万绪千头，迟恐准备不及，急则泄露堪虞……职以待罪之身，誓必效命前驱，俟最后胜利之来临，甘愿受钧座之严惩，斧钺所加，死且瞑目。”据说蒋介石阅信后为之感动流泪。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1938年12月，周佛海跟随汪精卫出逃。1939年12月30日，周佛海作为汪的代表，与日本的影佐祯昭在上海签订了卖国密约。抗战后周佛海被捕后受审，被法官责问:“为何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甘心附逆?”他回答道:“当时我认为中日两国，实力悬殊。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仅2年多时间，我国就连续失陷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诸通都大邑。长沙一地，日本军队未到，被自己烧得精光。我认为抗战必败，所谓胜利，前途渺茫，所以赞成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近卫文提出‘中日亲善'三原则，我认为是媾和的大好时机，所以从重庆经昆明出走河内，转道香港返沦陷区。” 7 of 91940年3月30日，伪国民中央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周佛海被任为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委员秘书长等要职，后又任伪行政院副院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伪警政部长、伪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伪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等职务，掌握伪府的外交、财政、警察、特工与军事等各项权力，是傀儡政权中最具实力的显赫人物。周佛海受到如此“重用”，与他“懂日语、通日情”是分不开的。有学者曾对汉奸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作过简略统计发现:“留日比例较高，在被统计的144人中，有留日经历者54人，占被统计人数的38%，占接受过近代教育人员的49%。”这里，既有情感上“亲日”的因素，也有日本人刻意利用的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