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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of 9周佛海留日多年，颇有日本情结，面对日本侵略日甚一日的局势，他成为“主和派”的一员，与胡适、陶希圣、梅思平等组织“低调俱乐部”，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据他对周之友的说法，“低调俱乐部”主要有三个论点:第一，中国的问题必须攘外先安内，假使不把内部问题搞好，和日本人打仗是打不过的，不仅如此，还会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共产党可借抗战扩大自己的势力，到头来倒霉的还是国民党;第二，国民党现在还没有力量，首先必须充实自己，然后才可以和日本人办交涉，日本人对中国是有侵略的，但这事不能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第三，中国问题的解决，是和整个世界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国际形势仍然不宜抗战。周佛海的“妙论”是“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这些观点，和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颇为“同调”，原被视为CC派的周佛海也逐渐从汪精卫“改组派”的政敌变成汪精卫的亲信。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出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中央宣传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可算委以重任。但他却主动派出高宗武、陶希圣等人与日本人暗中谈判，百般劝说汪精卫接受日本的诱降条件，积极开展“和平运动”，成为汪记“和平运动”的总参谋长。他和汪精卫夫人陈璧君，成为汪精卫“下水”的两个最重要推手，而周更可以说是“始作俑者”。他对汪做了大量的动员、劝驾工作，在日记里怪“汪之性格，咸认为无一定主张”、“无担当，无果断”。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点，“断定虽有反复，结果必仍如原计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