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太祖有无传位于太宗的遗诏，首先只能依据于宋代留下的历史记载加以判断。这有三种情况可供考虑。第一，如果历史记载咸无异词，均称太宗即位时无太祖的传位遗诏，或均未有提及遗诏一事，那么，上述诸家的结论应该说是可信的;第二，如果有众多的史料记载太祖有传位于太宗的遗诏，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已无法从史料中找到这一遗诏了，那么，诸家的结论是否可信就值得考虑了;第三，如果有众多的史料记载了太祖遗诏一事，而且我们今天又从文献记载中发现了这则遗诏，那么，诸家所论几乎就不可能成立了。

而事实则恰恰是第三种情况。

(一)众多的私史稗乘中都明确无误地记载太宗是依据太祖遗诏即位的。

1.最先述及“烛影斧声”一事的《续湘山野录》即称：“太宗就遗诏于柩前即位。”2.蔡惇《夔州直笔》：“太宗入对，[太祖]命置酒，付宸翰，嘱以即位。”3.王偁《东都事略·太宗纪》：“太祖崩，[太宗]奉遗诏即皇帝位。”诸如此类的记载颇多。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古今论者大都注意到了这些记载，但又以为这不过是私史稗乘信手拈来的习惯性笔法，即“循史家记事之旧例”而已，“太祖非实有遗诏”，私史稗乘所记实不可信，“应以正史为准”，“读正史者亦得其定论”。清代史学名家毕沅在《续资治通鉴》中即首倡此说。其说已见前引。按毕氏此说影响颇大，亦颇有害。因为它坚持“读正史者亦得其定论”的态度，不但否定了私史稗乘的价值，更重要的，则是给人一个十分错误的结论，即正史中未记太祖遗诏。其实根本不是如此。

(二)正史中亦有多处提及太祖遗诏之事，甚至有的还收载了遗诏的部分内容。

1.宋官修《国史·马韶传》中有“太宗践遗继祚”之语;2.《宋史·程德玄传》中有“内待王继恩驰至，称遗诏迎太宗即位”的记载。按，邓广铭先生对这两条记载均有提及，但又以为“践遗”并非指“太祖遗诏”，而“称遗诏”亦不是真有太祖遗诏。理由是，“太宗即位之际，实在没有宣告任何遗诏以杜天下之疑”，“从《宋史》、《长编》等书中均看不出宋太宗即位时举行过任何仪式(指宣读遗诏即位)。”然而，我恰恰就是从《宋史》以及《文献通考》中发现了两则新的材料，证明邓先生此论有误。

《宋史》卷122《礼二五》载：“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太祖崩，遗诏：‘以日易月，皇帝三日而听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七日大祥。诸道节度使、刺史、知州等，不得辄离任赴阙。诸州军府监三日释服。’群臣叙班殿廷，宰臣宣制发哀毕，太宗即位，号哭见群臣。”又，《文献通考》卷122亦有类似记载：“开宝九年十月太祖崩，遗诏：‘……(与《宋史》所载相同)。’太宗奉遗诏即位，就殿之东楹号泣以见群臣。”

可见，“《宋史》等书”中不但明确记载“十月二十日太祖崩”时有“遗诏”，而且收载了遗诏的部分内容，而宋太宗也正是在“群臣叙班殿廷，宰臣宣制(遗诏又称遗制)发哀毕”后，“奉遗诏即位”的。只不过这一记载不是在《宋史·本纪》中，再加上这里所载的太祖遗诏只有丧事从简的内容，而无传位于太宗的内容，因而未被论者所注意罢了。其实，《宋史·礼二五》和《文献通考》所载遗诏正是一则传位于太宗的遗诏。因为我已经发现了这则遗诏的全文。

(三)《宋会要辑稿》中收载了太祖传位遗诏的全文。

该书第二册第1064页(中华书局影印本)载：“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太祖崩于万岁殿，遗制日：‘修短有定期，死生有冥数，圣人达理，古无所逃，朕生长军戎，勤劳邦国，艰难险阻实备尝之。定天下之袄尘，成域中之大业，而焦劳成疾，弥国不瘳。言念亲贤，可付后事。皇弟晋王天钟睿哲，神授莫奇，自列王藩，愈彰厚德，授以神器，时惟长君，可于柩前即皇帝位。丧制以日易月，皇帝三日听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七日大祥，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知州等并不得辄离任赴阙，闻哀之日，所在军府三日出临释服。其余并委嗣君处分。更在将相协力，中外同心，共辅乃君，永光丕构。’召群臣叙班殿廷，宰臣宣制发哀毕。移班谒见帝于殿之东楹，称贺。复奉慰尽哀而出。”另，《宋大诏令集》卷7亦收录了太祖此遗诏之全文，惟系年有笔误。另，《会要》中的“定天下之袄尘”，依《大诏令集》应改为“妖尘”。

至此，宋太祖有无传位于太宗的遗诏问题，已可水落石出了——第一，宋代私史稗乘中多有“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之类的记载;第二，官修正史，如《国史》、《宋史》中亦不乏类似记载，并且在《宋史》中还可以查到遗诏的部分内容和太宗宣遗诏而即位的典仪过程;第三，在宋代所留传至今的最为原始的、最为权威的官方文件汇编《宋会要辑稿》、《宋大诏令集》中，我们又找到了太祖传位遗诏的全文和详尽的太宗宣诏即位典仪。有此三者，则论者所谓“宋太宗即位之际没有宣告任何一项遗命以杜众口之疑”，“正史中不曾记载太祖遗诏”，“从《宋史》、《长编》等书中看不出宋太宗即位时举行过任何仪式”，“赵光义抢位之际没顾得上编造遗诏，事后不便再去伪造太祖遗诏”等等议论究竟可否成立，也就毋须多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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