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从“太祖传位遗诏”的发现看，说明宋太祖并非“来不及指定他的继承人嘱托后事就突然死去”。从《长编》和北宋官修《国史》(《长编》的记载来自《国史》)的记载看，亦不能说“直到十九日都没有太祖生病的记载”。所谓“太祖病在壬子，次日即死”的“猝死说”是否还能继续成立，颇值得考虑。

(三)“金匮之盟”是否属伪造?

史称宋太祖之母昭宪太后临终前，曾嘱宋太祖立约，先传位于皇弟，复传位于皇于，并将此约制成文件，封藏于金匮之中，此即所谓“金匮之盟”。本世纪40年代，张荫麟、邓广铭、吴天墀等若干治宋史之名家几乎同时撰文，指称“金匮之盟”颇多破绽，不足征信，将其断之为太宗即位六年后伪造的文件。后又经中外学者反复申论，“金匮之盟”为伪造说殆成定论。《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邓广铭先生主编)，于“金匮之盟”条已径直释之为“太宗即位第六年与赵普共同伪造的文件”。然而“伪造说”的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就是，“宋太宗即位时无任何(包括伪造的)法令依据，故要伪造‘金匮之盟’以明得位之正。”如果说在宋太祖是否为宋太宗所暗害这一点上学术界尚有两种不同意见的话，那么在宋太宗即位时是否有正式的法令依据这一点上双方的意见却是完全一致的。“篡弑论”者认为：“赵光义当了皇帝，要掩住天下人耳目，必须编造遗诏。赵光义抢位之际，没顾得上临时编造遗诏，事后再说宋太祖之有遗诏，不会有人相信，于是便想到已故的太祖母杜太后，编造了一份太后遗诏(即‘金匮之盟’)。”“非篡弑论”者则认为：“宋太祖平生传光义之意原甚明显，然有一事可以确知者，太宗即位并无正式传授之法令依据(无论事实上本无或虽有而太宗名义不用之)。然太宗终为继统造出一名正言顺之法令依据，即所谓‘金匮之盟’是也。”随着“太祖传位遗诏”的发现，学术界的上述论断显然已无法成立了。事实现在已经再明显不过了：假若“太祖传位遗诏”是真实的，那么宋太宗也就决不可能再去伪造一则“金匮之盟”以明得位之正;假若“太祖传位遗诏”确系宋太宗“抢位之际”所伪造，那么他也同样没有必要于“抢位”六年之后再去伪造一份“金匮之盟”。以往，由于论者坚信官书正史中不曾记载过“太祖传位遗诏”，以“读正史宜得其定论”的态度对待私史稗乘中有关“太宗奉遗诏即位”的记载，不但将其斥之为“循史家记事之旧例而已”，而且还诘难道：假若太宗即位之际真是公布了什么太祖遗诏，“则在所公布的一项材料之外，更绝无另行制造一种理由或藉口的需要，且亦根本不可能。太后顾命一说的造成，完全是由于太宗袭位缺乏任何理论上的依据之故。”(邓广铭语)准此，则随着《宋会要辑稿》中的有太祖传位遗诏的发现，这种“太后顾命造成(伪造)说”不是已经自行动摇了吗?关于这一问题的全面论述，笔者将另文论之，此不赘言。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非对太祖、太宗授受之际的全面考辨，也不可能根据“太祖传位遗诏”的发现，对宋太宗即位过程中的种种传闻、记载均作出恰切的说明。本文的主旨仅在于，第一，指出宋代文献，尤其是《宋会要辑稿》中载有太祖传位遗诏和太宗宣遗诏而即位的事实;第二，纠正自清代毕沅以来有关“官书正史中不见记载太祖遗诏”，“从《长编》、《宋史》等书中都看不出宋太宗即位时举行过什么仪式”，“太宗抢位之际未来得及编造太祖传位遗诏”等等失误的论断;第三，指出“太祖传位遗诏”的发现对学术界某些几成定谳的结论将造成怎样的根本住的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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