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从情理上看，“篡弑说”的上述论断是很脆弱的。因为假若太宗真是通过篡弑而即位的，自会及时编造一纸遗诏以杜众口之疑，又何至于“诚实”到没有任何遗命可供“宣告”的地步呢?李裕民先生的解释是，“赵光义抢位之际，没顾得上临时编造[太祖]遗诏。”然而，象此等大事，又怎么会有“没顾得上”的道理呢?邓广铭先生作了一个更为详尽的解释：“‘斧声烛影’那一幕‘篡弑’事件，当然不会是一桩‘突发’事件，而是宋太宗蓄意已久的一个阴谋的乘‘机’发作。这个‘机’，究竟何时能够出现，宋太宗的阴谋究竟何时才能得逞，却是连宋大宗本人也只是一直在窥测而难以预计、预知的。不知是一些什么主客观条件的汇合，在开宝九年十月癸丑这一天的夜晚，使宋太宗得到了实现其阴谋的机会，他就恶狠狠地对其老兄下了毒手。从其蓄谋已久来说，此事遂不能算作突发;从其发动之时间并非出于预定来说，则还不能不算作事出仓猝。既然是变起仓猝，则有关宋太宗即位的典礼仪式，也全都只能取办于仓猝。从《宋史》和《长编》等书，都看不出宋太宗即位时举行过什么仪式，像另外一些新皇帝在正常情况下继承皇位时那样。”原来是“变起仓猝”，使宋太宗即位时来不及举行什么仪式，自然也就更不可能有时间编造和宣告“任何一项遗命以杜众口之疑”了。

然而，前引《宋史》卷122，《文献通考》卷122和《宋会要辑稿》中的有关记载，不但明确表明太宗有传位遗诏，而且太宗也正是在“群臣叙班殿廷，宰臣宣制(遗诏)发哀毕”后，“奉遗诏于柩前即位”的。这与宋代“另外一些新皇帝在正常情况下继承皇位”时的“仪式”完全相同。如太宗死和真宗即位时，《宋史·太宗纪》即记载为：“癸巳，宣诏令皇太子柩前即位。”《长编》卷41记载为：“参知政事温仲舒宣遗制，真宗即位于柩前。”将其与太宗即位时相对照，哪里有什么不同呢?怎么能说“从《宋史》、《长编》等书中都看不出太宗即位时举行过什么仪式”呢?怎么能说“太宗即位之际，实在没有宣告任何遗命”呢?而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太宗“篡弑说”又如何可以称之为“不容置疑的定论”呢?

当然，如果论者能够证明“太祖传位遗诏”确为太宗所伪造，则“篡弑说”仍可成立。但，这将是在新的论据上形成的新的“篡弑说”，与旧的“篡弑说”相比，正可以显示出“太祖传位遗诏”的发现所带来的研究上的深化和进步。

(二)太祖“猝死说”是否还能成立?

关于宋太祖之死，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尤其是近几年来，新说颇多。但从性质上说“不外乎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宋太租系宋太宗谋害而死;另一种意见认为太宗即位虽属自立，但太祖之死却与太宗无干，太祖是因急病而暴卒。这两种说法其实均属“猝死说”，只是猝死的原因不同罢了。“猝死说”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前提论据就是“宋太祖来不及指定他的继承人以托嘱后事”就死了，足见“死得突然”。现在，《宋会要辑稿》等书中的有关太祖传位遗诏的记载已极大的动摇了太狙“猝死说”的这一前提依据。除非能够证明太祖传位遗诏是伪造的，否则太祖“猝死说”也就很难成立了。

以往，由于“猝死说”与“无遗诏说”是相辅相成，互为强化的，这就不能不造成论者的某种思维定势，以至于对明明就在眼前的一些材料亦未曾注意。如论者多谓宋太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在现存史籍中，直到十月十九日都没有太祖生病和大臣问疾的记载，而二十日太祖却死了，死得很突然。”“太祖病在壬子(十九日)，次日即死，且不及医人一诊。”然而《长编》卷十七开宝九年十月条明明这样记载：“上(太祖)不豫，驿召(张)守真至阙下。壬子(十九日)命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箓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宫阙已成，玉鏁(sǔo)开。晋王有仁心。’言讫不复降(原注：此据《国史·符瑞志》)。上闻其言，即夜召晋王，嘱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原注，此据僧文莹所为《湘山野录》……)癸丑(二十日)，崩于万岁殿。”这一记载清楚表明，宋太祖是在壬子(十九日)以前就生病(“不豫”)了。生病后始“驿召守真至阙下”。既曰“驿召”，则知张守真必定离京城遥远。一召一来之间，自然要有若干时日。而壬子日(十九日)不过是张守真至京城后，宋太祖令其设醮降神的日子。根据《长编》的这一记载是得不出“太祖病在壬子，次日即死”的结论的，更不应说“直到十九日都没有太祖生病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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