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年间的金幼孜曾描绘北京城“闾阎栉比，云簇，鳞鳞其瓦，盘盘其屋，马驰联辔，车行毂，纷纭并驱，杂沓相逐，富商巨贾，道路相属，百货填委， 邱积山蓄。”金幼孜的说法，存在一定的夸大，但也说明了北京城在永乐朝后期相当繁盛的局面。迁徙富户，在极短时期之内为北京制造了商业繁荣，这是不争的事 实。然而富户虽然附籍应天，却仍承担本籍徭役的特殊情况，导致富户与其产业、亲属相隔离。京城富户，多有南返之愿。中央政府的人口控制能力，也一再下降。 永乐初相对严格的政策，遂一再变异。宣宗之后，附属应天籍的富户，屡有南逃。至明中后期，永乐初期迁徙北京的三千八百富户，留北京的，仅剩二百余户。

迁徙富户，只是永乐初年向北京进行人口与财富转移的顶层设计，与之配套的，势必是大量的民人、工匠以及为加强军事力量的卫所人员迁入。这些迁徙过程，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群体加以考查。

第一类，是将各类罪犯及其家属迁往京畿附近。建文四年(1402年)，迁罪犯及其家属至北平，人数不详;永乐元年(1403年)，诏“发流罪以 下垦北京田，犯杖罪者给牛具种子，五年后赋役如民田;犯徒流迁徙者不给直，三年后如民田例科差”，人数不详。永乐四年，谪吏遣边，迁湖广、山西及山东的郡 县官吏共214人(户)往北京，谪吏遣边。永乐期间数次发罪谪至京，总体来看人数规模并不太大，总的人口规模，应在一万以下，且多数应配置在北京周边。

第二类，移民实京。建文四年九月，迁山西、山东“丁多田少或无田之家”入“北平各地”，规模不详。永乐二年、三年，两次迁山西民至北京州县，每 次1万户。永乐五年，再迁山西及山东民人5000户至北京州县。移民实京所迁徙的人口，规模较大的，以上述数据中评估，永乐前五年植入到北京及京郊人口， 就至少在12.5万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移民，也应当不是在成居民，因为它是作为垦田移民而进入北京地区的。

第三类，南京民人、匠户入京。大规模的北京重建，需要大量工匠的移入。永乐期间，迁南京民与工匠2.7万户迁入京。这一批人口，应在十三万人以上，这些人口，多数居住在京城。

第四类，文武百官及吏员。北京作为新的首都，移植南京的政府官员，自是题中之义。此类人口及家属，约在2万人左右，居京城。

第五类，驻京卫所。以京城之中，驻军的庞大，是可以想见的。及至永乐末年，《明史兵 志》载京城卫所，达72卫之多。明制，一卫为5600人。那么，仅京郊地区的驻军，就达到了40万之多，这些卫所，大部分是从南京附近转移而来。驻军及家 属，应在120万人左右。其中，各门的守卫中就有12卫，约6.7万人，合家属，应在20万人左右，居京为主。

第六类，少数民族降民。洪武、永乐、洪熙、宣统四朝，不断有少数民族移入北京，其中以蒙古降人居多。这些移入北京城的少数民族人口数目，史书对 于记载并不清晰。其中，数量最大的一次，为洪熙元年(1425年)的一次内附，人口数为572人。宣德年间，进士李贤曾上疏谈到京畿的蒙古降人：“切见京 师达人不下万余，较之畿民，三分之一。”这里的“万余”，应当指户数。但到底有多少少数民族入住北京，则没有清晰的说明，也因为少数民族的“户”不能以汉 族中户的统计单位对等，这一人口规模，就难以评估。另外值得说明的是，蒙古降人户籍，多数入卫所军籍，所以它的总人口，与卫所军户的数量，又有一定的比例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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