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永乐年间大规模向北京转移的人口中，仅一次就迁徙南京匠户5000入京(约2.5万人)，加上作奸犯科被贬入匠籍者与及被划入匠户的人口。在京城中，匠人是一个有四五万之众的庞大底层人群。显然，这个群体是极其容易滋生不满乃至于引发政治动荡的。

诏书中的“放回”，当指脱离差役。这是宣宗极大的恩赦，抚慰京城底层劳役群体长期营建北京、山陵工役的不满。在应对了匠人劳役问题之后，宣宗在即位第二天，进一步赏赐京师军、匠两籍：上以京师见役军伍、匠，劳勤日久，人赐绵布二匹钞、五锭鞋二双。

就明代的军籍民人而言，尽管不能脱籍，也不能参加科举，但军队支配有大量田产，军士也享有一定的屯田数目。由此，也可以理解宣宗在安抚北京军、匠两籍上的举措不一。对于匠人，宣宗高调赦免劳役并有所抚恤，对于军籍，则是赏赐财物。

随后，宣宗对北京地区的民人，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恩赏，人数多达三十二万九百五十人，赏银九十六万三千八百二十九两。明初，一两银子可购大米二石，以今天的标准换算，一石约为94.4公斤。这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宣宗恩赏力度之大。

非但如此，恩赏遍及权力机构运作的所有相关部门人员。宣宗的这一行动，相比起对匠户与军户安抚措施来说，不仅规模更为宏大，牵涉社会各阶层的人员更为广泛，它甚至还针对在京的朝贡使臣及其庞大的随从赏赐。

在宣宗即位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三次对京畿之内的民人，进行政治赦免与恩赏，这一态势，足以说明的宣宗所继承的北京城，远不是那么那么太平。

宣宗所应对的问题，不仅仅是来自乐安州汉王朱高煦的挑战，他更为忧心的，应当是这个沙盘之上的北京城的断裂。明宣宗所作的一系列努力，换取了短暂的回报。

1426年，朱瞻基亲征叛乱者朱高煦。在讨逆之前，朱瞻基事先公布朱高煦的罪行，其中一项，是乐安州使臣要求皇帝诛杀户部尚书夏原吉。而永乐、 洪熙与宣德三朝重臣夏原吉，正是宣宗即位之际京城各项仁政的执行者。朱高煦的谋反理由，显然是对成祖靖难起兵的拙劣模仿。京城之中，出现了空前一致的团 结，民人为朝廷主动提供战马者，不在少数。

对于北京城来说，一年前的人心汹汹，似成过去。明宣宗的平叛工作，进展得也相当顺利，大军兵临安乐州，朱高煦出城受缚。随后，宣宗在军界查出山 东都指挥使靳荣、天津卫镇守都督佥事孙胜、山西都指挥张杰、杨云等与朱高煦勾连，这些都是军中的高级将领，而整个朱高煦谋反案，总共被诛杀者640余人。 人数之众，大概是明洪武蓝玉案之后，牵涉军界高层最为广泛的案件。

1426年，这大概是明帝国定都北京的两百二十余年中，难得的团结之年。而在明王朝的大部分时间中，北京城仍是一个通过政治权力强制捏合并创造出来的沙盘，它时刻有崩裂之虞，这将在往后的两百余年中，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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