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城市

1425年夏，建都不足五年的北京城动荡不安。

这一年五月十三日(阴历)，48岁的明仁宗朱高炽暴崩于钦安殿，在位时间，不到一年。仁宗暴崩，谣言纷纷，人心扰攘。皇太子朱瞻基，此时奉旨祭 奠南京孝陵。南京与北京在古代交通条件下的信息往来，至少需半月。但随着仁宗在北京突然崩逝，朱瞻基仍在南京，皇位空缺的危险出现了。

1425年5月至6月这段帝位更替的时日，山东安乐州汉王朱高煦的间谍在城中四处活动，侦取信息，联络政要。朱高煦主要的活动对象，集中在军 界，也就是北京城这些卫所的指挥官之中，甚至包括掌中军都督府、太师张辅。朱高煦在军中素著威望，蓄谋在朱瞻基返回北京的路上截杀之。

但朱瞻基并非庸才，处明初风云变幻的政治动荡之中，他对于皇位空缺引发的政治危机，相当敏锐。在南京听到仁宗驾崩的急报之后，朱瞻基星夜返京，昼夜兼程，于六月三日，就返回了北京，避开了朱高煦的伏击，化解了一场政治暗杀。

1425年宣宗继位时刻的政治危机，正是北京城政治裂痕的一次展露。当然，它首先仍是朱元璋龙子龙孙的帝位传递问题，而后才是北京城的内部安置，这是一个相当长远的问题。同样，明宣宗对于问题的症结，也相当之了解。

1425年酷热的六月，尽管宣宗已经回京，但为防止动乱，京师戒严的命令犹在。朱瞻基曾要求张辅体恤士卒、解除戒严，后者认为，解除戒严必须在 朱瞻基登基并稳定人心之后。按照礼法，老皇帝去世，新皇帝继位，需要群臣、亲王三次劝进，储君不断表示谦让，最后“不得已”才能继承帝位。这是一个相当繁 琐、又必须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让受”过程。朱瞻基的继位，就在这个劝进过程中，拖延了半个多月，直至六月二十七日，才正式登基，宣布翌年为宣德元年。

即位诏书按照新君登基的惯例，罗列了一大串赦免与宽仁新政。但颇为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一份针对全国性的政治纲领性文件，诏书特意谈到处理北京地 区匠户的办法：见起在京做工人匠，有二丁三丁者放回一丁，四丁五丁者放回二丁，六丁以上者放回三丁，其单丁应役二年之上者，放回休息。内有犯罪被刑剜剌， 已成残疾者，即与开除本身差役，全其余生。其无知小人挟仇妄指平人为匠者，今后有司宜严加禁止，违者罪之。

诏书中的“匠”，是指入匠籍人口。匠籍与军籍，是明代较低的一个社会等级，这两籍之民，不得应试，并世代承袭。诏书中也清楚地说明，匠籍中，还包含了犯罪者, 永乐初迁徙的罪犯，就应当入了匠籍。同时，也有平民被诬陷入匠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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