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从政治地位来看，儒士之地位亦非其他户计所能比拟。按《元史·百官志》之中对於官员铨选制度的记载来看，元代的官员选拔主要有三条途径：1、怯薛(即宫廷宿卫);2、吏进;3、科举。其中，怯薛来源主要是元朝建国时所确立的九十五户“大根脚”家族子弟，约占元代官员总数的十分之一，此处不论。元代科举始於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终于元惠宗(即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1366年)，共计五十一年，其中有六年因奸相伯颜擅权中断(1336-1342)，科举持续时间共四十五年，开科十六次，共取士一千二百人左右。其中，汉人和南人(亦即儒户所属族群)约600多人，人数殊少，亦不足论。因此，真正作为元代官员铨选，特别是中下级官员铨选的主要渠道，则是吏进，这也是元代官员铨选制度中最具特色的的一点。

中国历代，特别是自隋唐以降，官、吏分野，吏员，也就是各级政府机关中的办事人员要想擢升为官，难比登天。唯元朝例外，元代受蒙古人实用主义之影响，中原传统观念拘束较少，官、吏界限并不如其他朝代那样明显。因此，元代大量官员是从吏员中擢升。而且，元代的吏员地位亦较之其他朝代更高，某些政府机构的吏员最高可有六、七品之品级。

元代前期虽长期未开科举，然而通过吏进之门，仕途并未向儒士阻塞。相反，元代一直将以儒为吏作为既定国策之一，并长期执行。如世祖时，就发布政令：“定令儒生愿试吏郡县者，优庸之。”仁宗时，“有召，省掾用儒士擢入”，“仁宗惩吏，百司胥吏听儒生为”。元人陶安亦有论述：“朝廷以吏术治天下。中土之才积功簿有致位宰相者。时人翕然尚吏。虽门第之高华，儒流之英雄，皆乐趋焉。”

另外，还要特别说明一点的是，元代前期虽然未开科举，但吏员选拔同样是采取考试选拔的制度，如果再加上官、吏之间比较顺畅的流动环节，元代的官僚制度实际上较其他朝代更加类似于近现代的公务员制度，此亦元代政治制度之中蔚为可观的闪光点。

从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元代的儒士非但社会地位并不低下，实际上无论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地位都远较其他户计更为优越。而且，当然，由於民族等级制度，以及讲求“根脚”大小的问题存在。终元之世，高级官员一直为开国之初的“九十五千户”所垄断。然而，所谓“九儒十丐”之说，亦实属荒谬不经之言。

注1：九十五千户：元代开国之初所立下大功的九十五个家族，被封为世袭千户。除了蒙古贵族以外，亦有色目人、汉人家族，如赛典赤家族、张柔家族、史天泽家族、严实家族等。

注2：元朝灭亡前后殉节的儒生多得很。明初汉族士人怀念元朝亦是普遍心态，钱穆还对此感到很不爽和很不理解呢!元明易代虽然是中国史上第一次全面的「由夷入夏」，但真正影响士人对生死与仕隐抉择的因素是「君臣大义」，而不是「夷夏之辨」。

注3：被湮没的元末亡国殉节的汉人

注4：古人讲的是忠君，“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他们在乎的不是皇帝是哪个民族，而是他是否“行汉法”。 明代何瑭评价元代许衡的一段话：

“独近世儒者谓公华人也，乃臣于元，非春秋内夏外夷之义，有害名教。搢绅之士，间有惑于其说者。瑭尝著论辩之大略以为：中夏夷狄之名，不系其地与其类，惟其道而已矣。故春秋之法，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无容心焉，舜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夷，公刘古公之俦皆生于戎狄，后世称圣贤焉。岂问其地与其类哉?元之君虽未可与古圣贤并论，然敬天勤民，用贤图治，盖亦骎骎乎中国之道矣。……况元主知尊礼公，而已行道济时望之。公亦安忍犹以夷狄外之，固执而不仕哉……由是而观，则公之臣元，无不可者。”

注5：其实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张三丰，生辰时间跨越南宋、蒙元和明朝三个朝代。名通，又名全一，字君实。张三丰并非像金庸、梁羽生两人在《倚天屠龙记》和《武当一剑》中写的那样，不但不是一个英勇的反元义士，而且在忽必烈时期任中山博陵令。后来看破红尘遁入道门，在武当山上开宗立派。

金庸在他的名著中，“歪曲”过丘处机和张三丰两位大侠，无非是夷夏思想作祟的结果。历史上的丘处机在金庸小说里是坚定的南宋支持者，先抗金后抗蒙。其实，丘处机年轻时受金国统治者委托，曾经成功劝降山东的农民起义军----“红袄军”;70多岁时万里迢迢从山东跑到阿富汗去见西征途中的元太祖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命他掌管天下道教。丘处机的政治立场自然很明显了。

张三丰是元朝遗民，在《倚天屠龙记》中却成了反元领袖。张三丰他在元代曾参加过官吏选拔做过县令，元亡后依旧自称“大元遗老”、“托仙远遁，以全事元之节也”。因而以元朝遗老自居。朱元璋、朱棣父子都想借张三丰之名神化君权，多次遣使降诏请张三丰赴京，可连他的踪影也没见着。洪武十七年，他作《无根树》丹词时署名为“大元遗老张三丰”，表明“托仙远遁，以全事元之节也”自然不会事新朝。(可见于《张三丰全集》)

关于张三丰和丘处机的政治立场详细资料，均可查阅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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